【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

中評智庫：構建基於中華文明的新禮治秩序

http://www.CRNTT.com   2023-08-27 00:18:22

佛教側重人與內心的關係，禪宗則是道教化了的佛教，也吸納了儒家的部分思想。其對中國人外交思維的影響相對較小，暫且不論。 　　儒家側重人與人的關係，儒家理念因而成為中國人構建人際關係、治理國家與天下所憑籍的主要價值觀。“禮表仁里”是中華文明的主要特徵，它是關係本位而非（基督教文明那樣的）個體本位。“仁”是儒家價值觀的核心，“仁”意味著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它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主張“和而不同”並注重相處過程中彼此的“舒適度”，而不是“強求一律並為此軟硬兼施”。“禮”是為人處世的規矩，或曰處理人際關係的原則。“禮”經常與“儀”合稱“禮儀”或者“儀禮”。禮與儀的關係可以從縱向與橫向兩個維度觀察。《史記·禮書》雲“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這是基於橫向視角，從感性與理性兩方面分析禮與儀的來源。從縱向視角，還可以認定“儀”是“禮”的操作化。“禮”與“儀”均強調節制與分寸感。相形之下，“法家”理念與行為屬於技術層次，為全球不同族群所共有。從陰陽視角看，儒家偏陽性，而道家與禪宗偏陰性。 　　圈層結構是中國人際關係的典型特徵。在社會層面，以家族（宗族）為中心，通過一整套倫理道德與獎懲制度構建起以禮（儀）為核心的宗法秩序，以維持社會的有序運轉。在國家層面，倡行“家國同構”：家庭關係有由親到疏的“五服”與“九族”，天下也有由近到遠的“五服”與“九服”。因此，幾千年來中國人治理天下奉行的是與家族治理同樣的邏輯，“立於仁、行於禮”。這種天下秩序是一種禮治秩序，而不是美國學者費正清發明的“朝貢體系”，費正清基於過去五百年歐洲向全世界擴展中重視商業利益的事實，不恰當地過分強調了中國歷代朝廷與藩屬國之間的經濟關係，而忽視了朝廷在經濟上奉行“厚往薄來”行為的目的並非基於物質利益，而是維持以禮為特徵的天下秩序的有效運轉。因此，中國歷史上通常由禮部和/或理藩院負責處理與包括藩屬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關係。這個禮治秩序不時被打破，但從未被摒棄。 　　中華文明是一種門檻比較高的獨特文明，而且沒有地理大發現、工業革命等機遇可用，因此，代表中華文明的中國，很難進行全球大擴張並取代美國的全球角色與地位、成為廣被接受的全球文明。也就是說，中華文明不大可能變成全球文明，中國未來的全球角色衹能是“在全球有重大影響力的區域文明”。但這不意味著中國（甚至印度）的經濟實力不能超越美國。一般認為，到2050年左右，中國、印度、美國將是全球前三大經濟體。 　　五、中國與民族國家的關係 　　近代以來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為了適應基督教世界主導的、濫觴於歐洲的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國努力把自己變成“現代民族國家”。黃仁宇認為，經歷這個過程的國家是在穿越“歷史三峽”，猶如長江上的船隻經過三峽，要經歷許多激流與險灘。對於大國來說這個過程大概需要200年。依照這種說法，如果從1840年算起，中國大約要到2040年左右才能變成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問題是，民族國家不是普適性的國家形式，中國沒有必要削自己幾千年的文明之“足”來適應衹有幾百年歷史的民族國家之“履”。白魯恂（（Lucian Pye））指出並被亨廷頓繼承的一個說法是，“中國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文明”。白魯恂與亨廷頓的思維中明顯帶有“基督教優越論”色彩，但就這一判斷而言，確實揭示了“中國歸根到底是一個文明而不全是一個民族國家”的事實。其實，“偽裝成國家的文明”也適用於印度、伊朗、土耳其等經歷過輝煌時代、擁有悠久文明歷史的非西方國家。這些國家可以通過吸納現代性的一系列成果（它們大部分是基督教世界創造的）來實現文明的復興，而不必在乎是否變成了一個民族國家。 　　顯然，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將以自己的文明特色屹立於世，不追求取代與效法歷史上的崛起國（無論是帝國還是民族國家），也很難做到。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