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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賢治：中國人的面子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09-05-11 10:43:33

與其說，他們是被動地接受西方的結論，不如說是為了自我批判而主動求助於他者的判斷。“知恥近乎勇”。他們是一群真正懂得“恥辱”的愛國者，大勇者。 　　《中國人的氣質》發表後，在上世紀初的日本留學界影響甚大。有人稱“其言酷而實，其語迫而不可逃”。有留學生說讀後形容是“山雞對鏡，自見其形”，雖情有不甘，卻不能不愧其言。 　　梁啟超於1902年發起“新民”運動，明顯地受了史密斯著作的刺激。次年，他發表《論中國國民之品格》，痛陳國民性四大缺點：愛國心之薄弱，獨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活力之欠闕。此時，旅日華人及留學生掀起批判國人“奴隸性”，培養“國民性”的國民化運動，“奴隸”、“奴性”之詞遂多見於華人報刊。 　　這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首次精神自審的集體行動。 　　史密斯的《中國人的氣質》發表一百年間，其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亦受到中國愛國學者的反批判，始有辜鴻銘，末有摩羅。 　　辜鴻銘在其《中國人的精神》中唾罵之，又比較各國人的特性，確認中國人為最傑出而完善者。摩羅明確指《氣質》為“殖民話語”，不但打倒了一個史密斯，而且接連絆倒了在他看來跟隨洋人起哄的梁啟超、陳獨秀、魯迅們。 　　魯迅留日時即讀過《中國人的氣質》，明確表示不盡贊同書中觀點，卻強調它對中國人自我認知的價值，多次建議翻譯成中文出版。逝世前半個月，他仍然在信中提出：《中國人的氣質》值得翻譯和閱讀，認為據此可以“自省、分析，明白哪幾點說得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贊，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正如西方有西方的社會病一樣，東方國家的病症自有東方的特點，並非經西方“妖魔化”而來，而是客觀存在。這些國家由傳統向現代轉型時，無一不是以西方文明為參照，不但在器物方面，而且在制度方面，精神文化方面也都如此。在歷史上，沒有可以與西方先進國家相隔絕而自行進入現代的。所謂傳統的“轉化”，也只能在異質文化介入之後方能進行。  　(作者林賢治 著名文化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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