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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緬甸拒中國建壩之惑（下）

http://www.CRNTT.com   2012-02-21 10:52:14

而更關鍵的因素是這些年來中國與緬甸軍政府的關係越來越熱，越來越特殊。平心而論，這種關係既有經濟互補（中國需要資源與市場，緬甸需要投資與技術）和國際地緣政治（中國需要印度洋通道，緬甸需要擺脫孤立）的基礎，也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中國有些人與塔瑪多一樣都不喜歡“民主化”，都在抵制所謂“西方的和平演變”，在他們眼裡塔瑪多幾乎已經成為“兄弟黨”了）。這三重因素的叠加不僅使中緬官方關係迅速升溫，而且由於這種關係具有戰略性，大型、壟斷性國企就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緬甸軍政府之所以極力對中資、特別是對壟斷性國企大力開放，也和“民地武”一樣有明顯的“內政”考慮，實際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反對派打“中國牌”。中國投資在民地武轄區，塔瑪多卻插進來充當合作方；中國水壩建到哪裡，塔瑪多的軍事“保護”就推進到哪裡；中國水壩建在塔瑪多控制區，而淹沒的庫區卻是“民地武”的地盤。這都是明擺著讓中資企業給塔瑪多向民地武叫板充當擋箭牌。更不用說投資即便“互利”，緬甸所謂的利也主要是充實塔瑪多腰包使其更能買軍火打內戰，這能不損害另一方嗎？ 　　在這種情況下，所謂“不干涉內政”即便符合“政治正確”（在我們國內似乎是這樣，在國際上是否是這樣已經大有疑問，至少把“不干涉”絕對化，國際社會是不認為正確的，我國的實踐也不是這樣的），實際上也越來越難以落實。尤其是在緬甸國內矛盾尖銳地區，例如民地武轄區，中資與此方合作就會得罪彼方，與彼方合作就會損害此方，要想兩不得罪乃至兩面討好，已經極其困難。  　　其實，今天中國戰略性投資對緬甸的“內政”固然有影響，而緬甸的矛盾也透過這種經濟互動開始對我們的“內政”顯示影響了。這些年來，塔瑪多攻打果敢導致那裡許多中國商民血本無歸，而民地武抵抗塔瑪多又使一批中資項目施工受阻，乃至癱瘓。兩者都使國內的網絡輿論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呼籲干預緬甸事態的呼聲，而且表面上這些呼聲往往都還有類似的“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包裝，但是你仔細看，實際上這些呼聲中存在著尖銳的矛盾。有人呼籲支持“我們的兄弟”、“革命的遺民”民地武，打擊“西方的走狗”軍政府。有人則呼籲支持“抵制西方民主，堅持自己特色”的軍政府，打擊“受到西方唆使，破壞中國工程”的民地武。似乎緬甸鬥爭的各方倒是在中國有了他們各自的“代理人”。實際上我們也確實可以在這些矛盾中找到邏輯的根據。由於在民地武那裡投資的主要是中國民間中小商家，而為軍政府所引進的卻多是壟斷性大型國企，他們的不同傾向性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國內不同利益群體和階層的衝突呢？  “緬甸式專制”的脆弱性  　　當然，民地武在緬甸，和中小商民在中國，都是相對弱勢的。中緬關係的主流走向還是兩國的官方（包括兩國的官辦公司）。在這次密鬆事件之前，這種官方的合作似乎還處於蜜月期。那時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實中緬官方在這樣的合作中可以說各有短板。通常人們都認為緬甸比中國窮，朋友也少，應該更有求於中方。在國際制裁的背景下也確實如此。但這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這種合作的意識形態色彩，中方要比緬方更強烈。人們都知道軍政府獨裁，甚至認為比中國還厲害，比如在徵地拆遷問題上，一位在中緬兩國都有閱歷的西方NGO人士說，軍政府的徵地拆遷要比中國國內的徵地拆遷粗暴多了，尤其在民地武活動地區，緬族的塔瑪多實際上是把當地非緬族原住民當作潛在的叛亂者，對他們動蠻、強制拆房圈地是毫不客氣的，中國的所謂野蠻拆遷都還沒這麼厲害。  　　但是人們所忽略的是：首先緬甸畢竟曾經是英國殖民地，“西方思想”在這裡的影響不會比中國小。其次，緬甸在1948-1962年間實行的也基本是多黨制憲政民主，他們對民主並不陌生。雖然那時的體制很不完善，沒有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使人們對“亂糟糟的民主”出現厭倦和呼喚鐵腕的情緒，遂使奈溫有機會發動政變，以軍人獨裁的“緬甸社會主義”取代了民主政治。但是奈溫可不是俄羅斯的普京，他不但沒有給緬甸帶來普京式的“鐵腕繁榮”，反而正是在“緬甸社會主義”的26年間使這個國家由“東南亞最富”變成了“東南亞最窮”。致使人民怨聲載道，對民主時代的懷念形成強大的社會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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