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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為何能被迅速動員起來並充滿暴力傾向

http://www.CRNTT.com   2012-03-04 10:07:48

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出了工宣隊員進駐清華園去結束那裡的兩派武鬥，因為他沒有打招呼，蒯大富領導的紅衛兵組織進行了武裝抵抗，毛不禁脫口說出“造反派，真的反了？”而蒯大富其實並不知道這次行動是毛組織的，他還悲憤地向毛主席黨中央求救，要求揪出“黑手”，並在次日凌晨的座談會上見到毛時大哭。當毛說“我就是黑手”之後，所有抵抗自然頃刻土崩瓦解。從清華附中發端的紅衛兵運動，也就結束於清華大學。不久，北京的這些紅衛兵及其領袖都被分配到了基層，而頭頭們在文革還沒結束之前，在1970年就紛紛被隔離審查或者入獄。至於紅衛兵群眾，在1968年就開始被裹挾到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不下鄉的也到了工廠或部隊的基層，到1980年的時候已經有1700萬人下鄉。 “受命造反”中的領袖與群眾 　　當我說紅衛兵的造反還是一種“受命”或“受控的造反”的時候，意思並不是說發令者能夠完全控制這一過程，更不是說發令者能夠以此實現自己的目的，而是說，紅衛兵之所以能夠形成一場大規模運動，的確是發動文革的毛主席動員或授命的結果，而且，不僅在紅衛兵這一從屬性運動中，就是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也始終是他在起中心或主要的作用。 　　文革中的“領袖和群眾的關係”是一個特別值得探討的問題。在文革中，領袖和群眾這兩者實際是分不開的，王紹光在其《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更全的版本易名為《超凡領袖的挫敗》）一書中，對武漢造反派群眾參與文革的動機和行為有詳盡的描述和分析，但他似乎沒有充分注意到群眾和領袖的關係，以及這種關係中的主次之分。他反對“領袖中心論”，認為“毛中心論”需要幾個假設：一是發動者有明確的目的和實現目的的總體計劃；二是有一種神奇的權力能保證其宏偉計劃能夠像他希望的那樣實現；三是大多數人可以很好地理解領袖的意圖和計劃，並願全心全意來執行計劃，即只有從上到下的單向溝通。但他的這幾個假設似乎過於剛性了。如果要這樣才算“中心”的話，那麼任何人都不會成為“中心”。 　　王紹光在其翔實著作中對許多事實的描述是有道理的，是符合實際的，比如他指出造反派中的許多人其實是相當理性的，各有自己的打算，決定參加哪個組織多能找出合理的解釋（但也有隨機和偶然的參加），但是，他可能低估了在群眾行動的“廣場效應”中，造反派也有非理性或者說瘋狂的一面。而且，在造反派中最年輕的一支、即作為急先鋒的一支那裡，表現出更多的瘋狂，而中學紅衛兵又比大學紅衛兵更加充滿非理性的激情、非功利以致甘願犧牲的精神。紅衛兵後來分裂為誓不兩立的兩派組織武鬥不止，也不僅有理性的算計，更有信念、激情和宿怨等各種情感的介入。雙方都絕不認為自己這樣做是反毛主席，也都不認為自己保守，而認為對方才是這樣。他們深受鬥爭哲學的影響，甚至也深受領袖的鼓舞，因為毛主席也就是這樣鬥出來的，而文革也正是這樣一場既是社會階級的、又是黨內路線的殊死鬥爭。他們要通過鬥爭“打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 　　但是，他們後來終於明白，他們的“敵人”其實是和他們差不多一樣的人，都是一副棋盤上的棋子，而問題還在於，擺出這副棋盤的人，也不能完全按自己的心意挪動這些棋子，收拾不了這一殘局。但他畢竟還是有相對於群眾的決斷權力，可以撤掉這些棋子。他解決不了紅衛兵的派性鬥爭問題，但可以把兩派都送下鄉去。而在此之前，紅衛兵畢竟也部分地實現了他的一些目的，比如清華蒯大富率領的紅衛兵在“打劉（劉少奇）”中的突出作用，南開紅衛兵的所謂“揪出叛徒集團”，都為他打倒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立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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