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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的知識群體向何處去?

http://www.CRNTT.com   2012-06-12 11:52:38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
  中評社北京6月12日訊/新加坡聯合早報今天登載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的文章《中國的階層與意識狀況:政府知識分子與“左派”》,內容如下: 
 
  英國哲學家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或者權力),而力量(或者權力)是要承擔責任的。今天討論知識與責任這個問題,主要是出於對中國目前知識界思想狀況的深刻擔憂。儘管中國繼續被外界視為權威主義政治體系,但從社會意識形態來說,中國已經步入一個“百花齊放”的時代。這一方面是好事情,這種局面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多元利益格局的反映。利益的多元主義必然導致思想多元主義。那為什麼要擔憂呢?

  第一、目前在中國存在的主義都是從西方進口而來。歷史地看,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期。當時中國社會處於大轉型,各種思想系統化,互相競爭來影響現實政治。但當時所有的思想和主義,都是源自於各諸侯國的實踐,各種本土思想也意在影響各諸侯國的國家建設。就是說,各種思想都和現實相關,它們來自實踐,不僅能夠解釋實踐,而且也能指導實踐。但現在進口的“百家”既不能解釋中國的實踐,更不能指導中國的實踐。思想決定中國的前途,思想的目的是指導行動,任何思想是行動導向的。如果這些進口的思想成為了官方主導的思想,會對現實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隨著全球化進程,西方思想也在全球化,中國也無意拒絕西方思想。不過,從近代以來各種進口的思想對中國社會政治實踐的巨大影響(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來看,人們必須思考這個問題。

  儘管中國現在也面臨各種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但從長遠來看,最主要的危機就是中國人,尤其是各類精英的思維或者思想危機。自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一直處於轉型之中。有很多問題是任何一個轉型社會都會面臨的普遍問題,但也有很多問題是國家戰略和政策所致。這後一類問題往往和決策者的思維和思想有緊密的關聯。且不說毛澤東時代所進口的思想例如“階級鬥爭”和“計劃經濟”,對中國社會的毀滅性影響,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等思潮,也在繼續對中國社會產生類似的影響。只要中國精英層的思維和思想繼續處於最近以來的“被殖民”的狀態,繼續讓進口的思維和思想來主導改革的政策,中國社會繼續面臨無窮盡的問題。

  第二、各種思想已經表現為極端性。思想在各國之間流通不可避免,也有其必要性,但極端思想則會產生消極後果,極端的思想導致極端的行為。在中國,很明顯,各種進口的思想正趨向極端。這尤其表現在左、右(自由)派之間。左、右派之間激烈的思想競爭,已經導致了兩者的極端化。這種局面如果繼續,有可能會超越中國的改革局面,而導向激進甚至革命的局面。

  第三、各種進口的思想早已經顯現出其影響公共政策的取向。思想由不同的社會群體進口,而進口什麼、不進口什麼,則取決於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現狀及它們所要追求的新利益。因此,思想始終和公共政策相關。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占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到今年的各種“左派”思潮,在這一點上都具有同樣的性質。它們一方面追求自己可以獲取利益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對這些政策給予了強有力的論證和辯護,使得社會的整體認為它們是在追求公共利益,而非自私利益。

  第四、各種思潮不僅和公共政策相關,而且也開始和社會力量相結合。只要是行動導向的,各種思潮必然尋求和社會力量的結合。一旦結合,就可實現“知”與“行”的統一,從而導向現實的改變。改變現實當然是目前的中國所追求的。但問題是向什麼方向變化?如何變化?變化的獲益者是誰?這些變化又會對中國整體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些問題必須回答。簡單地追求變化,所得到的很可能是大多數人不想看到的變化,甚至是必須努力加以避免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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