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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辨析：悖論康有為

http://www.CRNTT.com   2012-12-23 09:43:43

有學者指出，雖然康有為反對革命派的共和政體，稱民主共和制不適合中國國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共和與虛君共和同樣是近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表現形式。從憲政發展史的角度看，近代意義上的憲法和憲政肇始於英國，其主要特征就是確立了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這種君主立憲制對於封建專制而言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超越，直到今天，其歷史意義是不應也無法否認的。因此，忽視歷史的進程和時代特征而斷言康有為辛亥革命後立憲思想的反時代性恰恰本身就忽視了其所處的時代特征，是一種以今人之觀念強求於歷史人物的評價。 　　1992年春在美國丹佛市的一次講演中，學者李澤厚對他早期的康有為研究反思道：“從1950年初起到1958年拙著《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一書出版，我主要研究以康、譚等人為代表的晚清改良派變法維新思想。儘管我當時對改良派做了相當的贊許和肯定，但基本上還是人雲亦雲地認同於大陸人文學界的‘既定’結論，即認定以康有為為主要代表的戊戌變法的改良思想，在20世紀初由於反對革命，就日益成為‘反動’——‘阻礙歷史前進’的東西了。革命，只有革命，才是推動中國政治、社會、歷史前進的動力。” 　　不過，在“文革”期間仔細研讀康德哲學的基礎之上，由深受“文革”繼續革命之苦的切身體會，李澤厚對於“革命”、“啟蒙”的反省在深化，這樣的深化影響到他對康有為的認識的變化。李澤厚後來以“告別革命”震撼思想界。 　　“‘文革’之後，我對康有為的評價愈來愈高，他選擇的是英國式的改良方式，這種方式可以避免暴力革命，保持住社會的相對穩定與和諧，避免大破壞，大起伏。20世紀中國長時間處於破壞之中，真正的建設時間很少，當然有一些客觀原因，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但本世紀初批判康有為的思路，選擇暴力革命的道理，吸引了大批青年知識分子，不能不說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們今天之所以要反思近代的激進思潮，就是這種思潮把暴力革命視為歷史進步的惟一標準，一直到毛的‘鬥爭哲學’，這教訓要認真總結。”（李澤厚、劉再複：《康有為評說》） 　　污點聖人 　　康有為自詡聖人，有一種“唯我獨尊”的狂生之氣。這種狂生之氣讓他在戊戌變法的大潮中覬覦“帝師”的資格，本人卻沒有主導變法的能力。而他身上的躁氣和虛妄也令他在變法小挫之時謀求瘋狂的冒險，最終葬送了戊戌變法這來之不易的中國自強機會。 　　有研究者指出，考諸康有為一生行跡，可以看出這“天上地下，惟我獨尊”和“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王者之氣（或許還有點霸氣），是康有為文化個性的基本內涵。其他內涵也大致可以用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浩氣；大局清醒、小事糊塗的書生氣；急功近利、輕狂妄進的躁氣；好大喜功、重名輕實的虛氣來概括。 　　康有為的“狂”是出了名的，這種狂成了許多事，也敗了許多事。 　　當時清政府最高決策機構中的另一核心人物是李鴻章。甲午戰敗，李鴻章被開去直隸總督一職。此時的李鴻章亦欲思變，有仰慕強學會之心。但是當他“以三千元入股”表示支持強學會時，卻遭到康有為師徒的嚴拒。 　　戊戌變法前有一批有能力有經驗的中年官僚如張謇、湯壽潛、張蔭桓。前者是翁同龢的得意門生，湯壽潛是變法早期倡導者。康有為若把這些力量統一在變法旗幟下，各用其所長，而不以惟我獨尊之霸氣示人，則結果可能是維新派內部比較一致，贊成支持變法的許多人不會匆匆離去甚至站到維新的對立面。 　　論者伍國曾指出，將來自完全不同的身份和角度的人對康有為其人及其政治、學術活動的評價綜合起來，似乎可以得出一個有連貫性的形象。雖然康有為的勇氣，維新思想和實踐值得肯定，但其自負、浮躁、功利心重，而且過度以主觀意志為轉移也是事實。後一點連梁啟超亦不諱言：“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其對於客觀之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 　　康有為研究者林克光的一段話，極好地指出了康有為的另一大缺點——言行不一，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他標榜“古今言論以理為衡，不以聖賢為主，但視其言論如何，不得計其為何人之言論”。批判“聖權無限。凡奉此聖之教者，所有言論，惟以此聖為主，不以理為衡”的錯誤，斥為“與幾何公理全背”。然而，他所奉行的，恰恰是他所斥責的，大搞“聖權無限”，把孔子的言論捧為“範圍萬世”的絕對真理，把維護封建統治的儒家紀綱奉為國粹，強把孔子推為教主，大搞尊孔迷信。他讚美西方的一夫一妻制，主張男女平等自立，婦女解放，尤其反對“一夫可取數婦，一婦不能配數夫”，說這與“公理不合，無益人道”。可是，他自己卻先後娶妻妾達6人之多，而且已經62歲了，還娶一個剛20歲的黃花少女為妾。他鼓吹老師與弟子應各有自主之權，反對弟子不能自立，絕對服從老師，說這樣“大背公理，無益人道，其弊甚大”。而他卻處處維護師道尊嚴，對弟子實行封建家長專制，獨斷專行，把弟子當作自己的附庸，不許弟子自立，不許有言論自由，更不許革命。自己錯了，還要迫使弟子服從。他宣揚“天地生人，本來平等”'。認為屈抑他人為僕婢，“大背幾何公理”。可他晚年使用的僕婢竟達數十人之多，沒有一天不役使僕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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