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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的艱難與危難

http://www.CRNTT.com   2013-05-31 09:39:02

比如，對於社會主義中國來說，前蘇聯的改革無疑具有最典型的鏡鑒意義。1980年代後期，蘇聯也面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的深深困境，各界對深化改革具有強烈願望，戈爾巴喬夫執政的蘇共高層為此推行了極其激進的改革。戈爾巴喬夫對改革的“艱難”肯定深有體會，但對改革的“危難”則明顯缺乏認識，這表現在他認為政治改革的意義、構想和實行都是可以“簡單地說明”的：“如果想簡單地說明政治改革的意義，它是怎樣構思的，又是怎樣實施的，可以說，就是把權力從獨家操縱的共產黨手中交到按憲法本應屬於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的蘇維埃手裡。” 　　正因為把在蘇聯這樣的大國中推行的改革簡單地看成是“一切權力歸蘇維埃”，治大國而不知烹小鮮，蘇共政治局很快便推出了系列改革舉措，當時，整個政治局只有雷日科夫一人表態提示要慎重考量改革可能帶來的“危難”：“如果要把全部權力都劃歸蘇維埃的話，蘇維埃能承擔起這個責任嗎？我懷疑。一旦無力承擔，那國家就會失去控制。” 　　歷史已經證實了雷日科夫的預感。戈爾巴喬夫毫不“畏難”的推動了改革，卻根本沒有能力掌控改革後的複雜局勢，蘇聯迅速走向崩潰，俄羅斯淪為二流國家。 改革結果不如預期可能導致民怨沸騰 　　在中國歷史上，也不乏不懼艱難的改革最終給國家帶來深重危難的例子。比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就是在克服重重艱難的情況下銳意推進的，改革的深度和廣度都非常大，一度也使國家呈現許多新氣象。然而，強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後僅30餘年便迅速地分崩離析，走向滅亡，不能不說，這與孝文帝對漢文化不分精華糟粕的“照搬”等激進改革舉措有關。這些改革導致北魏拓跋族勇武質樸精神的喪失，軍事力量被削弱，移植過來的門閥士族制度使得鮮卑拓跋貴族迅速腐化，種下國家覆亡的危難因子。著名的王安石變法，也被不少史學家認為是導致北宋滅亡的隱患。 　　當代中國的改革，其“艱難”程度一點也不比前蘇聯或者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改革少，而其“危難”風險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民意反噬的風險。30多年來改革開放帶來持續發展和巨大好處，使得人們普遍對改革具有越來越高的期待，“何以解憂？唯有改革。”大家都把改革看成是“紅利”，卻鮮有人敢說自己已經做好面對一旦國家改革失敗的準備。一旦改革帶來的結果不如預期，就可能導致民怨沸騰，特別是政治改革若釋放了民粹情緒表達的惡魔，那麼，打著“問責政府”、“問責執政黨”的旗幟，在外國勢力的滲透下，民意的分裂和乖戾就會使整個中國社會陷入動蕩。 　　國家失控的風險。雷日科夫對前蘇聯激進政治改革的擔憂，對於今日中國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仍然是有強烈警示意義的。一方面，中國現行體制其實與前蘇聯有著本質差別，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治理能力和掌控能力也遠勝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共中央，但毋庸諱言中國體制中仍然積澱著一些前蘇聯體制的弊端。另一方面，中國國情的複雜性，例如地區差別之大、人均GDP之低、國民素質之不足等，比起前蘇聯來說更加突出。所以，改革若有閃失，中國完全有可能再度四分五裂。在軍事保障能力、國土回旋餘地等都遠遠不如俄羅斯的情況下，中華民族的境地將悲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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