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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興市場動蕩看內需主導模式之痛

http://www.CRNTT.com   2013-08-24 11:11:21

梅新育（資料圖） 　　中評社北京8月24日訊／在一個開放的全球化經濟體系中，內需主導、高消費率、低投資率恰恰是宏觀經濟缺乏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的根源，因為這種模式所帶來的持續的貨物貿易收支和經常項目收支逆差，潛藏著經濟與貨幣金融危機的巨大風險。而國民儲蓄和投資永遠是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源泉。《上海證券報》今日登載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的評論文章“從新興市場動蕩看內需主導模式之痛”，全文內容如下： 　　今年5月以來，在美聯儲量化寬鬆退出預期和初級產品行情下行雙重壓力下，新興市場經濟體再度出現大面積、大幅度震蕩，充分暴露了近十年來備受推崇的內需主導增長模式的致命軟肋，印度就是其中的典型。 　　曾被西方輿論推舉為趕超中國希望之星的印度，近兩年來表現很糟，經濟增長率大幅下滑，通脹居高不下，貨幣匯率大幅度貶值。2011年6月—2012年6月一年之內印度盧比對美元貶值30%之多，今年2月以來貶值18%，19日一度貶到63.22盧比兌1美元的歷史新低。更糟糕的是，面對經濟困局，印度政府調控無力，備受掣肘。如此窘境，與這10年來西方和國內輿論對印度內需主導增長模式的推崇、對外向增長模式的抨擊對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須知，這種觀點流傳如此之廣，以至於美聯儲主席伯南克2006年冬天借來華參加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到中國社科院演講時，也不忘向中國聽眾推銷印度模式，要求中國“以印為師”擴大消費。“消費占GDP的低比例對應於高比例的國民儲蓄率。” 然而，在一個開放的全球化經濟體系中，印度經濟模式的內需主導、高消費率、低投資率等特點，恰恰是其宏觀經濟缺乏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的根源，因為這種模式所帶來的持續的貨物貿易收支和經常項目收支逆差，就潛藏著經濟與貨幣金融危機的巨大風險，而國民儲蓄和投資永遠是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源泉。對印度經濟模式內需主導等特征的推崇，對中國貿易順差負面作用的過度抨擊，不過是陷入國際清償能力高增長時期流行的片面認識誤區。 　　印度內需主導型增長模式通常伴隨著持續的貨物貿易收支和經常項目收支逆差；而這種持續的逆差必然削弱一國的貨幣穩定性，“特裡芬兩難”對此已作了深刻剖析。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占據國際貨幣體系核心地位的霸權國家固然可長期承受這種國際收支壓力而不至於崩盤，但新興市場經濟體必定無法承受這樣的壓力而惡化成程度不等的經濟與貨幣金融危機。近10年來這一風險之所以被廣泛漠視，關鍵原因是國際清償能力總量大幅度增長。據我的計算，1995年，全球外匯儲備占當年全球進口貿易額比重為26.3%，2000年為28.9%，2012年已達60.2%。然而，如此巨額國際清償能力在不同經濟體之間的分布是高度失衡的，因此，外匯儲備對全球進口貿易額比重大幅度上升，並不意味著國際支付危機的風險已消除。倘若考慮到同時內全球資本流動規模膨脹更大，國際支付危機的風險就更不容忽視了。 　　不僅如此，在經濟增長急劇失速或有急劇失速之虞時，出口依存度較高的經常項目收支順差國在“保增長”時通常較少存在政策目標衝突，無需過多擔心不能兼顧“抑通脹”等其他目標，經常項目收支逆差國則反之。在紛繁的現實世界裡，一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不可能是單一的，只能是多元的，這意味著不同經濟政策目標之間有可能發生衝突。一般而言，旨在“保增長”而放鬆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將加大通脹壓力，只有在通脹壓力較小或正在趨向減輕之時，放鬆貨幣政策方才不至於引發通貨膨脹大幅度上升的後果。而一國國際收支、資本流動等方面的特征將通過匯率等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通脹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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