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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解新疆問題 就要了解新疆症候的歷史語境

http://www.CRNTT.com   2014-05-26 09:37:29

現代性問題的新疆症候 　　談到“新疆問題”的原因，人們往往強調新疆尤其是天山以南的農村地區經濟落後、農民生活貧困、文化水平和漢語水平低、非漢母語少數族裔青年學生就業率低等原因。的確，新疆農村的發展水平相當低，2008年新疆全區農村人均純收入只有2482元，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76%，而喀什農村就更少了，才為1699元。但問題是為什麼八十年代之前，新疆經濟更落後、南疆農村通漢語者更少，但族群關係卻相對更和諧，社會也相對更為穩定呢？這與兩個階段的社會關係結構的差異直接相關。 　　八十年代之前中國社會的基礎性結構，大致是穩固而缺乏流動性的單位制，工廠、機關、學校、社隊、街道等，不僅是人們工作、學習、生活的地點和場所，而且也是高度一體性的政治組織系統，是關係緊密的熟人社會的載體，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一個單位、一個生產隊可說是一個大家庭。這種關係緊密的社區結構，不僅是全方位性公開、透明的，利於管控，而且它還為生活於其中的人們，提供了精神的慰寄、情感的寄托。另外雖然全社會普遍貧困，但大家基本上一樣，也就不會有太大的比較性不平衡。 　　而八十年代之後，社會流動逐漸恢復，原有的單位性社區組織逐漸鬆弛或瓦解。單位、企業、村社的管理者，也由某種“類家長”式的身份，轉變為角色更為單純的領導、老板、村幹部。加之社會公民監督體制的嚴重匱乏，新形式下的鄉村基層領導，更容易蛻變為與民爭利的鄉村土皇帝。所以八十年代以後，一方面，整個社會的管控能力下降，地區、職業、生活的流動性也更為簡易頻繁；另一方面，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也逐漸冷漠，既缺乏“組織關懷”，也缺乏鄰里互動，社會迅速地朝單子化方向演變。 　　而近三十年來的以東南沿海經濟為中心、為龍頭的發展策略，城市發展優先的格局，嚴重不平等的收入分配體系等，與舊有的城鄉分割體制、戶籍管理制度一起，幾何性地拉大了東西部之間、城鄉之間的差距，造成了嚴重的地區與地區、人群與人群、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更凸顯了傳統鄉村社會的衰敗。 　　近二三十年來，內地不少農村大量人口外流，鄉村出現空殼化現象。但南疆農村並未大規模地出現內地那樣的空殼化情況，反而由於計劃生育力度遠比內地為弱，人口增加較快，再加上外來內地農民到南疆來開荒、承包土地、以及兵團等單位、企業發展而帶來的用水用地的擴張，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南疆農村人地緊張的問題。 　　而去往內地謀生的新疆民眾，卻由於語言、生活習慣、宗教、人種特征的明顯差異，使得他們難以成為內地農民式的農民工，大都只能是從事諸如烤肉、打饢、賣新疆幹果之類的活計。其邊緣排斥感，要比內地農民更為嚴重。而這些年來，非漢母語的少數民族大中專畢業生的就業率也很不理想。 　　但是另一方面，不僅本地漢族的生活情況及就業情況要更好，而且近二十多年來，內地大量湧入新疆的人員，也普遍比當地維吾爾人生活得更成功，這與日益邊緣、衰敗的維吾爾社會形成了較為強烈的對比。儘管此種情況的形成，相當程度是歷史的原因及市場機制選擇的結果，但在客觀上很容易讓視自己為當地主人的新疆人產生不滿，認為是口裡人或漢人造成了他們今天的狀況；更何況其中的確存在不可忽視的各種腐敗問題的因素。 　　除此而外，傳統道德的失落、難以適應迅速而來的現代化社會的轉變、社會流動的便利化、社會基層控制的難度增加及其個體因素等，維吾爾底層社會的販毒、吸毒、賣淫、艾滋病、偷竊等現象相當嚴重，有人因此認為“新疆維吾爾社會正陷入深重危機”中。 　　傳統社區、文化、道德的衰敗，並非只屬於維吾爾，內地農民、涼山彝族等也具有類似現象，卻好像問題沒有新疆那麼嚴重。維吾爾人則不同，它們是有信仰且家族關係緊密的民族，所以他們更富於團結和反抗性。 　　過去世俗性社區結構的破敗，會促使他們越發本能地靠近宗教，尋求寄托；而一些痛感於自己本民族衰落的知識分子、成功人士，也試圖通過宗教生活的恢復與推廣，來拯救自己的民族。在此情況下，那些失落、貧困、教育程度低下的維吾爾農民，就更容易被外來的極端宗教教派所吸引、鼓動。 　　所以不少人所謂的新疆清真寺太多，應該加以控制的言論，是只看到了問題的表面。所以近二十多年來，新疆不斷強化對宗教的控制，但所謂“非法宗教”組織和傳教活動卻屢禁不止、到處生長（其實內地也是如此），宗教氛圍也日益濃厚。在烏魯木齊甚至都出現了這樣的變化：以前抽煙、喝酒的主要是維吾爾青年，現在在一些婚宴、聚餐時，反倒是中老年喝酒抽煙，青年人不抽也不喝。所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新疆宗教服飾愈益流行，清真非清真界限日益變態嚴格，既是宗教氣氛日益濃厚的表征，也是維吾爾社會自救的某種反映。 　　從這一角度看，頻發的新疆或涉疆暴力恐怖案件，在一定意義上，並不說明新疆有多麼特殊，內地有多麼安定，而是進一步張顯了並非孤立的、內地也存在的中國農村、中國社會的共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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