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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革命與創新

http://www.CRNTT.com   2015-11-23 07:27:55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財政的基礎地位和支柱作用體現在對其他重大改革領域的輻射性，它是宏觀調控體系的主要手段之一，是收入分配改革重要工具和社會保障的強有力支持，是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橋梁，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杠杆，是遏制腐敗和打造廉潔政府的平台，是社會治理和國防建設的財力保障。本輪財稅體制改革著重於以下三個主要方面：一是，改革預算管理制度，硬化預算約束，確實強化立法機關對政府的約束和監督；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建立權責發生制的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建立規範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及風險預警機制；二是，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明確政府間職責分工；三是，完善稅制，規範非稅收收入，進一步理順政府間收入劃分，改進轉移支付制度。 　　金融資源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資源，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金融改革行至今日，已摸索涉入“深水區”，可謂拔寨前進，步步為營。《關於201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中，對推進金融改革再度進行全方面部署，健全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意見》指出，圍繞服務實體經濟推進金融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促進資源優化配置，推動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從《意見》行文中也可以看出，近期金融改革的四個重點已經圈定：一是制定完善金融市場體系實施方案；二是包括利率市場化改革、資本項目可兌換在內的金融對內對外開放取得新突破；三是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進一步完善；四是保險市場保障作用得到充分發揮。這會提升資本的供給效率。 　　中國要素價格存在不同程度的制度性和政策性扭曲，勞動力價格（工資）、土地價格、資本價格（利率）、資源性產品價格（煤油電氣水等的價格）、環保價格（環保收費）等未反映出其市場供求關係、稀缺程度，以及與其使用有關的負外部性（環境損害），其結果必然是引發各種非效率的資源配置，生產過程的高資源消耗強度以及相應而來的浪費和污染，造成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與分配結構扭曲，成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障礙。中國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目標是“建立健全能夠靈活反映市場供求關係、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的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基本思路是：增強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能夠由市場配置的盡量交給市場；在有外部性的一些領域，不能完全交由市場機制解決的，政府要加強社會性管制。為減少價格改革對居民生活的影響，對居民生活用電、用氣、用水、用熱，要區分基本和非基本需求，逐步建立兼顧人民群眾基本生活需求和資源要素節約利用的階梯價格制度，基本生活需求價格保持相對穩定，非基本生活需求價格更多反映市場供求。 　　土地改革和戶籍改革是進一步釋放關鍵生產要素動力和活力的關鍵：戶籍制度改革應該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舉家進城落戶，並與城鎮居民有同等權利和義務。通過實施居住證制度，努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這將確保中國的人口結構和質量紅利有效釋放；土地改革則應當一方面穩固農村土地承包關係，完善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推進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另外一方面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支持引導其依法自願有償轉讓上述權益。再配合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鈎機制，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同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掛鈎機制來有效進行城鄉一體化建設和資源有效利用。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同時強調“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係並保持長久不變”。 讓土地成為資本市場上可交易的生產要素，是此輪土地改革的大方向。因此本次土改的核心應該是釋放農村土地的資本屬性和流轉屬性，給廣大農民帶來財富增值是最終目的，過去農民手中的土地就可以變為活的資產，提高使用效率和效益，讓活力在更高層次上釋放出來，農民也將享有土地要素帶來的紅利，有利於根本改變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趨勢，而且將成為中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增長點。 　　戶籍制度的改革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和城鄉經濟統籌發展的結果。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打破城鄉二元經濟格局，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戶口遷移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各方面的社會管理體制問題。 　　從我們對戶籍改革對經濟影響的測算結果看，戶籍制度改革可以明顯緩解勞動力緊張問題，改革將從非農勞動傾向、平均工作時間，以及工作效率提升幾個方面拉長人口紅利。首先戶籍制度的改革將影響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勞動傾向。根據我們對整體就業傾向的分析看，戶籍改革能夠提升未來整體非農勞動就業傾向，在一定程度上緩衝勞動力儲備下降帶來的負面影響。假設勞動參與率不變的話，我們預測在2020年，農民工總數將達到3.05億。其次，戶籍制度改革有助於從工作時間長度彌補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從每年的工作時間長度來看，統計局統計的數據是農民工平均工作時間為9.8個月，在城市定居的農民工每年在城市工作的時間將會延長至12個月，從平均在城市的打工年數上看，平均為8-9年，而一旦解決戶籍和社保瓶頸，則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間，這對他們自身發展和城市進步都有很大幫助。 　　如果2014年開始推進深入改革，那麼2014-2020年戶籍改革紅利對GDP增速的拉動作用在平均每年1%左右，戶籍改革紅利對GDP總體的貢獻率將達到5%。過去中國的城鎮化主要體現在投資的迅猛增長，但未來的城鎮化將更多的體現在消費和服務的增加上——即城市發展水平的提升、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社會發展的再平衡。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未來五年中農民工市民化可能是庫次涅茨效應的最後釋放窗口。 　　這裡需要順帶提到的是全面放開二孩提供新的人口紅利。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當前全社會的撫養比達到36.2%且有進一步上升趨勢。根據聯合國的預測數據，未來35年裡，中國的撫養比還將一路攀升，2050年中國撫養比將達到63%。其中，老年撫養比將從當前13%提高至2050年的39%。人口紅利的消失不僅意味著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喪失，更預示中國社會未來養老的負擔將加大，而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是抑制需求的重要因素，人口結構的變動將對中國經濟產生深遠影響。而這些老年人必須由不斷減少的工作人口來支持。 　　放開“全面二孩”後，未來每年平均新增的小孩規模預計將在200萬左右，每年將帶來新增的消費將超過700億。此外，隨著新生人口的增加，三房換四房，五座換七座，教育、醫療、住房等領域的需求勢必將會增加。新一波的人口紅利也將隨之會到來。同時加強人力資本投資，全面提升勞動者素質，釋放新的人才紅利，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 　　國企改革則事關公平市場環境建立，進而決定全社會資源市場化配置的最終實現。預期十三五期間將分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健全國有資本合理流動機制，推進國有資本布局戰略性調整，同時鼓勵民營企業依法進入更多領域，引入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更好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提升中國資本的總體產出效率。 　　國有企業的傳統監管與經營模式已越來越無法適應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國企的問題是歷史性的，也是政策性的。雖然相比二十年前國企效率和經營思路已進步巨大，但現在的經濟環境也與已往有著大大的不同。 隨著其他所有制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和市場化程度的不斷加強，國企的衰退速度只會越來越快，這就是以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為基礎的市場經濟規律。然而，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決定了政府不可能放棄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不管是國有資產的產權改革還是國有資產的市場化經營改革，完全退出和大規模私有化都不太可能成為主旋律，新一輪國企改革正式在如此背景下展開的。 　　本輪國資改革推進資本化管理，強化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以及國資的戰略掌控力、社會公益保障性等，推進混合所有制發展。國企改革推進市場化，激發競爭活力，產權多元化，完善公司治理水平，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等。 　　自今年下半年，國企改革進入政策密集發布期，特別是9月以來，包括頂層設計在內的五大重磅政策相繼下發，央企動作頻頻，新一輪國企改革大幕蓄勢待發。目前，國企改革已由設計圖走向施工圖，年底乃至明年上半年N個配套意見將陸續出台，包括員工持股細則等，各地將積極出台實施意見和試點方案。 　　文章最後說，從世界經濟改革發展規律看，在多領域改革同時推進之際，難免出現所謂改革效果期限錯配問題。就是說，舊有增長點受到抑制的同時，新的增長點沒有及時形成，導致“青黃不接”現象。這說明改革不是無痛的。改革與增長不是簡單的正相關。改革會犧牲短期增長，調整增長模式，造成不同行業冷熱不均、分野加劇，導致相關經濟指標放緩。這不是壞事，反而說明調結構有決心，有實效。總體而言，改革是發展的強大動力，上述這些改革都會使得結合生產要素，例如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的成本有明顯的下降，這不僅使得的生產函數中的有效要素供給總量和質量都會上升，全要素生產力也會因此變得更大，從而整個經濟的結構和內涵也會變的更具彈性和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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