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

後工業化社會與中產化社會的來臨

http://www.CRNTT.com   2016-03-02 08:05:35

中評社北京3月2日電／中國經濟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的轉型，尤其是在“十二五”時期的結構性轉型，已源源不斷地將這個轉型結果傳導到了社會領域，從而促動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遷。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落實，也固化了社會結構轉型的大趨勢，並強化了後工業社會和中產化社會的特征，使之成為中國新社會結構的生長點。而這個生長點也必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未來的發展路徑。 　　一、後工業化與新社會結構的生成 　　《江蘇社會科學》雜誌發表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張翼文章分析，1、服務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 　　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既面臨嚴峻的穩增長壓力，又需要自我生成調結構的新動力。在以出口為導向的低端製造業逐漸降低競爭力的情況下，新一屆政府對國家經濟發展方向、目標任務、重大戰略、推進措施的調整，使國民經濟三次產業構成中第三產業所占比重迅速增長。2012年，中國“一產”、“二產”、“三產”所占比重分別為10.1%、45.3%和44.6%。2013年“一產”、“二產”、“三產”所占比重分別為10.0%、43.9%和46.1%；2014年“一產”、“二產”、“三產”所占比重分別為9.2%、 42.6%和 48.2%。截止到2015年第三季度，第三產業對國民經濟的拉力一直穩定上升，其同比增速為8.4%，遠高於“二產”的6.0%和“一產”的3.8%。服務業在GDP中所占比重，2015年前三季度達到51.4%，比2014年同期高出2.3個百分點，比第二產業高出10.8個百分點。這說明，服務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產業。如果未來消費完成了從產品消費向服務消費的轉變，則中國一定會長期形成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 　　從世界上來說，美國大約在20世紀50年代其服務業占GDP 的比重超過50%，到1960年達到56.8%，到1970年達到60.6%，到1980年達到62.9%，到1990年達到66.8%，到2000年達到68.6%，到2009年達到75%左右，最近幾年達到80%以上。其他發達國家經濟變化的歷史也基本如此。這就是說，一旦服務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最主體產業，其在GDP中所占比重就會處於持續增長態勢。 　　2、服務業成為勞動力人口的主要就業領域 　　根據配第-克拉克定律，產業發展的主體將逐漸從有形財物的生產轉向無形服務的供給。另外，因為工業的利潤高於農業，商業的利潤高於工業，所以，在服務業取代工業而成為國民經濟的最主要的拉動產業的同時，具有競爭力的勞動力，也會逐漸從農業轉移到工業，然後又從工業轉移到服務業。考察發達國家的歷史就會發現，這一規律被基本遵循，美國大約在20世紀30年代使服務業從業人員占比達到了50%以上。在1940年達到55.2%，在1950年達到60.1%，在1960年達到64.8%，在1970年達到70.3%，在1980年達到74.0%，在1990年後達到80%左右。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服務業從業人員所占比重就在波動中趨於上升。2000年其從業人員所占比重達到27.5%。2010年達到34.6%。在2013年達到38.5%。從2013年開始，服務業從業人員超過了農業從業人員而成為勞動力人口最主要的就業領域。在2014年和2015年，服務業從業人員還會繼續增長，並使之穩定地成為勞動力的主要就業領域。 　　有研究表明，每投資100萬元，重工業可以提供400個工作崗位，輕工業可以提供700個工作崗位，而服務業則可以創造1000個工作崗位。現在，中國的生產服務業、生活服務業和公共服務業都存在缺口，在市場激勵之下，服務業所創造的就業崗位會繼續增長。 　　從2015年前三季度表現的趨勢上看，也是服務業用工需求旺盛，而傳統製造業——尤其是低端製造業的用工需求較低。這就是說，在經濟新常態之下，服務業用工需求會長期領跑“一產”和“二產”，並將“十二五”時期的轉變趨勢延伸到“十三五”時期。如果這個趨勢保持不變，則意味著中國社會已經邁入了後工業社會的門檻。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要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要有序擴大服務業的對外開放，這會在政策配置中強化中國未來的後工業化趨勢。 　　3、中產化社會的來臨 　　在服務業產值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服務業從業人員又成為全社會主要從業人員的情況下，中國社會的勞動力顯示出了“白領化”趨勢。而勞動力的“白領化”，就意味著中國社會的中產化，也意味著中產階層的崛起——主要是新中產階層的崛起。從發達國家的歷史看，勞動力的服務業化、服務業從業人員的白領化、白領工作人員的新中產化，會表現為一個前後相繼的過程。所以，後工業社會發展的主要特征，就是中產階層會逐漸成為這個社會的主要階層。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13年的GSS調查，在所有勞動力人口中，農民階層所占比重已經降低到34.8%左右，工人階層所占比重上升到33.6%左右，中產階層（包括了新中產階層和老中產階層）所占比重上升到了31.6%左右。最近兩年，伴隨土地流轉速度的加快，農民階層的人數，還會繼續下降。工人階層的人數，也會隨製造業內部的調整與生產流水線自動化水平的提升而趨於穩定。但中產階層的人數，卻會在服務業的發展——尤其是伴隨以互聯網、金融業、各類研發、教育、旅遊等產業的發展而趨於壯大。這就是說，在可預見的將來，中產階層占勞動力人口的比重，會很快超過工人階層和農民階層的人數，而成為中國的第一大階層。 　　這個趨勢，從整個中國受教育人口的分流中，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來：從2010年到2014年，中國普通本專科招生人數，從662萬上升到721萬人；中等職業教育招生人數則從2010年的870萬人下降到2014年的629萬人。在2011年之前，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數趨於上升，但在上升到該年的851萬人之後，到2014年就下降到了797萬人。在新生人口下降的態勢中，普通本專科招生數量的上升，就意味著有更多的適齡青年會進入大學接受教育。再加上電大和自學考試等，中國未來的教育體系將會主要分流出具有本專科學歷的勞動力——這恰恰是中產階層的後備軍。根據十八屆五中全會的精神，未來5年，中國將普及高中階段教育，也將使大學毛入學率提升到40%，這會大幅增加接受過大中專教育的勞動力的供給。 　　西方發達國家的服務業化——後工業社會來臨之後，迎來了中產化社會。現在，日本大約有1.27億人口，但在中產化過程中卻將自己轉變為“一億中流”的社會。美國1900年藍領勞動力占83%，1920年藍領勞動力占76%，1940年藍領勞動力占68%，1960年藍領勞動力占56%，1979年藍領勞動力占50%，1990年藍領勞動力占47%，2002年藍領勞動力占41%。米爾斯有感於美國戰後的中產化浪潮，於1950年出版了《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一書，在全球形成了重大影響。 　　所以，中國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也將伴隨中國社會結構的巨大轉型而形成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龐大的中產階層。中國的中產化過程，會在“十三五”時期突出地表現出來。中產化時代的來臨，也會伴隨社會的複雜性與專業性而提升社會治理的複雜性與專業性，這使管理社會的行政精英，開始迅速從技術專家逐漸轉變為人文與社會科學專家。而整個社會的科學和技術專家，則會更趨於細化的科技創新與技術創新。與此同時，科技精英的平均收入水平，也會顯著高於人文和社科精英。 　　同時，在後工業社會，以機器人為代表的自動化技術的廣泛使用、以及服務業的迅速擴張，會大量節約勞動過程的體力支出，而盡量多地使用智力與技能。再加上女性會與男性一樣相對平等地接受現代教育，所以，女性的話語權也會迅速提升。於是，中產化時代的來臨，還會使女性更多地參與到社會事務的治理中來，這會使政府與企業中居於領導崗位的女性的數量與比重大幅度提升。兩性平權、女性性別意識的崛起、以及與女性運動相關的綠色保護運動也會日益贏得人們的認同。 　　在後工業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傳統製造業的消退，與高端裝配新興製造業的興起，也會使中國社會的另外兩大階層發生重大的轉變：新型工業化的實施，會使工人階層接受技術教育與培訓年限大幅延長，這也會使其迅速技術化和高收入化，也會使其區別於傳統工人階層，而更多地表現出新工人階層的特征。土地流轉與農業現代化的推進，也會使中國當前的農民階層逐漸轉變為職業農民階層。在最後一代老年農民退出生產領域之後，伴隨土地流轉比率的上升，農業資本與職業農民的結合，將成為中國農村主要的生產模式。所以，中國社會的中產化過程，也是中國社會生成新工人階層和新農民階層（也即職業農民階層）的過程。 　　另外，“十三五”時期的“轉方式”和“調結構”，尤其是對人才發展戰略和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將進一步加強整個社會對知識型人才和技術型人才的培養。而2015年整個勞動力市場所表現的強勁趨勢，就是已經完成轉型的企業和正在發生轉型的企業對技術型人才和研發人才的持續招聘。故而，一方面是供給，另外一方面是需求，會從供需兩面支撐中產階層的成長。 　　4、消費社會的來臨 　　中產階層崛起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其會帶動整個社會的消費升級。2010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現金消費支出為13471.5元，2011年增長到15160.9元，2012年增長到16674.3元，2013年增長到18022.6元。中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支出在2010年是4381.8元，在2011年增長到5221.1元，到2012年增長到5908元，到2013年增長到6625.5元。在城鄉收入差距逐步縮小的過程中，中國家庭城鄉之間的人均消費支出差距，也從2010年的3.07縮小到2013年的2.72倍。 　　1978年中國農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約68%，城鎮家庭約59%，全國平均計算超過60%，在當時是貧困國家，溫飽還沒有解決。伴隨社會轉型的發生，到本世紀初的2000年，中國農村的恩格爾系數是49.1%，到2010年降低到41.7%， 到2013年繼續降低到37.7%。而中國城鎮的恩格爾系數，在2000年是39.4，到2010年是35.7，2013年降低到35.0%。這就是說，中國人的消費水平，在從溫飽型階段轉變到總體性小康階段，再逐步轉變到全面小康階段的過程中，已有了本質的改善。一個規模龐大的中產階層的出現，又必將使其向富裕型消費階段轉變。 　　2013年，中國全國居民平均每百戶家用轎車擁有量為16.9輛，每百戶彩色電視擁有量為116.1台，每百戶電腦擁有量為48.9台，每百戶手機擁有量為203.2部。2002至2011年，國內旅遊人數從2002年的8.8億人次增加到2011年的26.4億人次。僅僅2015年第三季度，中國就生產了1000萬輛左右的家用小汽車。在出口走弱的情況下，絕大多數小汽車的生產是為了滿足內需。 　　這使消費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力進一步體現出來：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2013年達到了50%，2014年達到了51.2%，2015年前三季度達到了58.4%。 　　隨著消費結構不斷升級，大眾休閑和文化娛樂需求持續增長。2015年前三季度全社會餐飲收入同比增長11.7%，較2014年同期加快了2個百分點，其中限額以下餐飲收入增長13.5%。2015年前三季度，全國電影票房收入達到330億元，同比增長超過50%，比2014年全年票房高出近34億元。商務部重點監測的零售企業的體育娛樂用品銷售也同比增長了8.3%，增速比2014年同期加快4.4個百分點。旅遊也從傳統時代對公共交通的依賴，逐漸轉向自由行與自駕游。中國正在轉變為“輪子上”的國家。大眾旅遊方式已從傳統的觀光型向觀光休閑度假複合型轉變，城市休閑、鄉村采摘、生態旅遊、養生旅遊、購物旅遊、暑期周末親子游等廣受歡迎。 　　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要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明顯加強，這會進一步在政策配置意義上促使消費社會特征的顯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過程中居民收入的翻番提升，則更會支持消費社會的發展。而整個社會的消費模式，則會伴隨社會轉型的加速而從生存性消費轉變到發展性消費。 　　5、網絡社會的強化 　　“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使中國在進入中產化社會和消費社會的同時，也進入到了網絡社會。 　　2010年，中國的網民人數為4.57億，互聯網普及率為34.3%。 　　2011年，中國的網民人數為5.13億，互聯網普及率為38.3%。 　　2012年，中國的網民人數為5.64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2.1%。 　　2013年，中國的網民人數為6.17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5.8%。 　　2014年，中國的網民人數為6.48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7.9%。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3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手機網民已經達到5.57億，占全部網民總數的85.8%。 　　城市越大，網民占比也越大。比如在北京，2014年的網民人數達到了1593萬人，網民人數占常住人口的比例達到了75.3%。網民發展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在成年人中，年齡越小則其轉變為網民的概率越大。中國20-29歲年齡段網民占整個網民總數比例達到了40%左右。“十二五”末期，網民每周的上網時間已經延長到26.1小時。伴隨網速的提升與網費的降低，中國網民的人口數量與上網時間，還會繼續增加。 　　伴隨人口流動的加快，人們對網絡的需求與日俱增。原來只滿足於文字交往，現在卻需要更為便捷的視頻語言溝通。網絡布點到哪裡，網絡wifi的使用就延伸到那裡。凡是有人積聚的地方，評價其公共服務設施是否齊備的一個最主要標準，就是看是否有wifi。 　　網絡社會的來臨，反過來又促進了消費社會的發展。現在，網絡銷售的渠道，不僅發展了B2B（商對商），而且延伸出B2C（商對客）和C2C（客對客）。最近有繁衍出O2O（即Online線上網店Offline線下消費）和P2P金融服務（ peer-to-peer 或 person-to-person夥伴對等服務）。網絡消費以其廉價性、便捷性、豐富性和自主性等特點，吸引了網民的廣泛參與。手機等上網媒質的使用，還增加了消費的個性化和定制化特征，這更使網絡社會與消費社會密不可分。但網絡消費的最重大衝擊力，在於其對實體店的創新型破壞。2014年，中國的網絡零售額已超過美國，達到13萬億（2萬億美元）。快遞業務達到140億件，社會物流總費用達到10.6萬億，占GDP 的比重達到16.6%。在很多中小城市，網絡消費與快遞業務，已經基本摧毀了實體店可能獲得的超額利潤空間。這也是2015年中國經濟下行過程中人人都可經驗的教訓。 　　網絡社會的來臨，還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交往方式與信息傳播方式。在現實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人際傳播與人際交往，將人們局限在同一時空。但網絡社會可以同時使一個現實社會的人以不同的虛擬符號，在同一時間活動於不同的網絡空間。即使在同一虛擬空間，也可以以不同的身份出現。這增加了網絡社會的豐富性與複雜性，但同時也蘊含了網絡社會的風險性——使網絡社會更顯著地體現出現代風險社會的特征。 　　與此同時，網絡社會又體現為依靠網絡而生存的信息社會特征。用手機上網的人，可以隨時隨地脫嵌於現實社會，而將自己融入到網絡信息社會。對信息的消費已經成為人們的慣習。我們經常所見的情況是，人們的身體可能集聚在物理實體社會，但人們的心靈卻交流在虛擬社會。 　　於是，現實社會與現實社會，現實社會與虛擬社會，虛擬社會與虛擬社會之間的互動，就成為影響人們生活的必要主題。網絡自媒體的豐富性與多樣性、草根性與公平性，以及主宰性與從屬性，已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傳統媒體的影響力。在網絡社會，每個人都可以以自己的微信圈或博客圈，選擇性地發布各種信息或接受各種信息，對自己的網友或粉絲形成影響。這就使現實社會的問題向網絡社會轉移，但同時也可以將網絡社會的問題向現實社會延伸。在現實問題通過虛擬社會擴大影響的同時，網絡問題也可以尋找到在現實社會的突破口。人肉搜索、網絡圍觀、網絡暴力、網絡性群體事件、網絡水軍的活動，一樣可以引發社會危機。有“五毛”，有“自甘五”，有“JY”，也有“公知”等，總之，網絡世界將現實世界的特征更為顯著地符號化了。正因為如此，2014年年初，中國才成立了“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由國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任組長。 　　網絡化社會的來臨，也改變了傳統社會人們上班與工作的基本方式——越是從事於新技術和新業態的工作人員，就越易於彈性地、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時間與工作空間。人們不用非要聚集到實體辦公室以集體合作，而可以通過虛擬社會分享自己的勞動。整個城市，也不用非要在CBD形成實體，而可以工作在“智慧生存的游牧之城”建構自己的虛擬研發公司——這會使城市功能在空間上出現離散化趨勢。在中國還沒有完成對城市的工業化改造之前，就已經將智慧城市寫入了未來的發展藍圖，這會極大地改變我們的生存和工作方式。我們不僅會在城市化過程中生存於實體社會的城市網之中，而且還會通過虛擬城市的建構生存在智慧網之中。“城市規劃”與“城市規則”會顯示出同等重要的價值。 　　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要實施網絡強國戰略，要繼續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要發展分享經濟，要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這必將中國更迅猛地帶入大數據時代。但大數據的使用，卻同時帶來了信息安全問題。所以，網絡社會的擴張，使虛擬社會的治理與實體社會的治理變得同樣重要。現實社會的突發事件與虛擬社會的輿情發作之間，也形成了互動關係。這一切，都使網絡社會顯示出複雜社會的特征。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