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頁 ->> 觀察與思考 】 【打 印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 
中評智庫:三自運動 破台灣“同心圓史觀”

http://www.CRNTT.com   2019-11-27 00:07:35  


 
  七、從“民族對立”到“階級鬥爭”

  後藤新平推動的改革政策,使台灣原有的社會結構解體,原有的宗族制度瓦解,大多數台灣人淪為無產階級。這樣的社會改革並不能消除台灣人的抗日情緒。就執行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殖民政策而言,後藤當然是“厥功至偉”的“頭號功臣”。他後來因為“經營台灣”的特殊成就,而在日俄戰爭後,轉任當時剛成立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首任總裁,繼續推行“日本帝國在南滿洲之特殊使命”,為後來日本的侵華戰爭預作準備工作。

  後藤新平離職後,台灣社會又開始湧現層出不窮的抗日鬥爭,像1907年蔡清琳領導的北埔事件、1908年劉乾、林啟禎領導的林杞埔事件、1911年陳阿榮、張大爐、賴來在中部領導的革命運動;1912年羅福星、李阿齊領導的苗栗事件、1913年余清芳領導的西來庵事件,以及1930年發生的霧社事件,都是社會底層的民眾,無法忍受日本統治階級的壓迫所發生的抗暴運動。他們或許受到辛亥革命的鼓舞,或者利用民間宗教的信仰,跟日據初期地方領袖帶領的民族主義抗日並不相同。這些運動的一再發生,正足以說明:經過後藤新平以“兩面三刀”的鐵腕整治之後,台灣社會已經給整得民窮財盡,所謂“日治時期的現代化建設”,其實衹是自欺欺人的媚日之論。

  從1915年之後,台灣再也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抗日事件。1918年,出身台中霧峰望族的林獻堂,東渡日本,特往奈良拜訪梁啟超,探詢中國協助台灣抗日的可能性,梁氏的回答是:“在今後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幫助台灣人爭取自由。應力勸台灣人別輕舉妄動,遭受無謂的犧牲。”他建議應學習愛爾蘭對付英國方法,與中央要人溝通,以影響總督府,不要太壓迫台灣人。

  梁啟超這番話明白表示:台灣人抗拒殖民統治,爭取自由的意願必須依賴自己,別無他途。在日本高效率統治之下,衹有以體制內的方法進行非暴力鬥爭,才是正確的運動路線。這番話奠下日後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肇始。

  李登輝號稱是台灣政治人物中最有“學者氣質”的人,他對日據時期的台灣歷史不可能一無所知。在他的極力吹捧下,綠營不僅對後藤新平奉若神明,2016年6月,“台灣之塔”落成時,李登輝也以耄耋之年,坐著輪椅到琉球去主持“原台灣人日本兵”的慰靈碑的揭幕式。在抵達琉球的晚宴上,他就猛烈批評:“中國的霸權心態,毫不避諱,展露無遺,可說是當前亞洲最不安定的因素。”次日,他又到了琉球的“平和祈念公園”,在晴空烈日下為“慰靈碑”主持揭幕式。主要儀式的進行是由李登輝全程作日語演講,而蔡政府派駐日本的“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謝長廷全程隨侍,顯示蔡政權對李登輝的支持。儀式結束時,李登輝還帶領會長,用日語三呼“萬歲”!這難道不是大江建三郎說過的“帶來死亡的侵略軍的呼喊”嗎?這塊號稱“慰靈碑”的大石頭其實衹刻著李登輝所提的“為國作見證”五個字。令人困惑的是,它到底是為哪一個“國”作見證呢?李登輝衷心認同的“國”,是二次大戰前的“大日本帝國”嗎?它難道不是已經走入歷史了嗎?怎麼還可能成為當前台灣人民的認同對象呢?

  李登輝1999年發動教改,精心炮製“同心圓史觀”,如今蔡英文政府不惜代價,千方百計地修改課綱,很明顯是要將下一代台灣人的認同塑造成“奴顏媚日”的“新世代”。這種自取其辱的媚日史觀除了造成下一代年輕人的認同混亂之外,怎麼可能獲得任何人的尊敬?

  為了挽救我們的下一代,台灣的學術界有義務、也有責任響應“三自運動”,以反殖民帝國主義的“人類文明史觀”,對抗目光短淺而又扭曲史實的“同心圓史觀”,讓年輕人認清客觀的歷史事實!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