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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光國:余英時的“幫派”與“典範”

http://www.CRNTT.com   2022-03-27 00:04:18  


 
  當時龔忠武的反戰同學在關心亞洲問題學者委員會學報(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和“哈佛校報”(the Harvard Crimson)上,和費正清及他的助手沃格爾(Ezra F. Vogel)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論戰。

  1968年10月間,辯論的焦點,是質問費正清所主持的東亞研究中心,為什麼要培訓在當時反戰學生深惡痛絕的中央情報局人員?他們認為,這根本違反了學術的自由和獨立性,是可忍,孰不可忍?費正清被迫回應說,雙方的合作是互利的,中心可以從“國防部”得到經費支持,並且可以從中央情報局獲得機密資料!費的回答徹底暴露了美國“中國學”的真實面貌!原來所謂客觀獨立的學術研究祇是幌子,“中國學”骨子裡祇不過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工具,是為美國的亞洲政策提供理論依據,如此而已!

  龔忠武說,當他知道這些事實,他的思想陷入了嚴重的混亂狀態;嚴重到失掉了論文的立場、大方向和前景,不知道應該朝什麼方向來引導論文的論證。“這時我感到的是迷惘、失落、焦慮,陷於嚴重的思想和心理危機,同我初到哈佛時的那種意氣風發和樂觀自信,適成鮮明的對比。我的哈佛之夢,開始幻滅了!”

  孔恩說得很清楚,常態科學時期的所謂“檢驗”,並不是對理論本身進行檢驗。更確切地說,此種“檢驗”,受檢驗的是個別的科學家,而不是現行的理論。常態科學的目標在於解決謎題,而謎題之所以被認為是謎題,是科學家們接受了典範的緣故。所以解不開謎的罪過是由科學家來承擔,而不在於理論。龔忠武在這樣的衝擊之下,陷入嚴重的思想和心理危機,“不知道論文究竟要寫什麼怎麼寫”,表示他已經沒辦法在“哈佛幫”的“典範”之下,從事“解決謎題”的活動,必須自行承擔“解不開謎題的罪過”!

  在那個年代,余英時選擇的道路正好跟龔忠武相反。孔恩的理論“常態科學”讓他瞭解:科學家的認識過程,基本上就是他在其所屬之科學社群中的認識過程。科學社群中的學者,具有共同的訓練與經驗;他們是工作者,也是評價者;同時也是同行專業成就的裁決者。科學社群的成員必須通過典範的作用,才能看到同一個“世界”,並找到同一種問題解決方式。由於典範具有統一科學社群的定向作用,在常規科學階段,它能保證整個科學社群都遵從同一個典範的指導。因此,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對於問題的解答,是向科學社群裡的同儕提出的,而不是向社會中任意的一群人提出的。

   基於這樣的認識,余英時在1970-1976年間,以〈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一文為中心,建構出他的整套理論,這套理論鞏固了“哈佛幫”的“典範”,也使他自己成為“哈佛幫”的一個重要成員。儘管1979年胡秋原已經以兩萬字的長文指出其論述的嚴重破綻,但在“哈佛幫”的權威籠罩下,對余院士“史學泰斗”、“思想史大師”的地位,並沒有造成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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