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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綜合症”的又一次循環

http://www.CRNTT.com   2010-06-21 09:48:15

第一，這個“像鄰居大爺一樣普通”的漢子有著令伊朗人肅然起敬的經歷：他是1979年伊斯蘭革命中的學生領袖，策劃了一系列針對超級大國人員的暗殺和綁架行動；他在1980-1988年兩伊戰爭中服役，一直當到伊朗革命衛隊第六軍的工兵司令，後來又出任保守文化的伊斯蘭指導部顧問，又當過省長； 　　第二，他既是民族主義者，又是文化保守主義者，還是個“鐵腕”的強硬人物。他在當市長的時候要求該市的男性職員留胡須，必須穿長袖衣服上班，不允許用貝克漢姆、舒馬赫之類的西方運動員形象作宣傳，解雇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報紙主編。這一切迎合了因不滿扭曲化改革而高漲起來的原教旨主義心態； 　　第三，與“腐敗的改革派”相比，內賈德自身十分清廉儉樸，“為窮人說話”，與腐敗作鬥爭，精簡臃腫的部門，成為“平均主義的代表者”。他自稱是“原則主義者”，所有的行動都建立在伊斯蘭教原則與“革命原則”之上，在選舉的時候播放的內賈德生活片子就很能打動中下層民衆，他那83平方米簡陋的公寓式住宅，既沒有車庫又沒有游泳池，而他的競選口號是“把石油收入放在老百姓的飯桌上”，聲稱要把石油財富的分配向窮人傾斜； 　　第四，在國際舞台上他聲稱為伊朗掌握核能而努力，無意停止核計劃，他是公開反對與美國改善關系的惟一候選人。 　　毫無疑問，內賈德的理論資源來源於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這一“革命”本起源於人們對巴列維改革的不滿。然而此後十多年里，原教旨主義造成蕭條的經濟、窒息的社會生活與沉悶的精神禁錮，加上兩伊戰爭的深重災難，本已使這種極端的意識形態聲譽大損。人們普遍向往更為開放和世俗化的生活，在20世紀末的幾年間甚至出現了“親美”的民間氛圍。當時研究者曾經注意到中近東諸國的官民價值觀對立：在統治者親美的沙特，民間流行反美情緒；而在統治者仇美的伊朗，卻有“中近東最親美的民衆”。 　　哈塔米改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在哈塔米執政期間，伊朗除推進市場經濟外，也調整了自己的外交政策，曾悄然地與以色列接近，試圖緩和兩國之間緊張的對抗關系，並向美國示好，主動表示願意融入主流的國際社會。然而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這一改革重演了當年巴列維改革的弊病：權貴操控市場、官員化公為私，世俗化變成了腐敗化。人們對哈塔米改革普遍失望，有一種受愚弄被欺騙的感覺。改革初期民主化的缺乏使社會斷裂、鴻溝擴大，中下層上升的道路受阻，好處被權貴所得，而代價由下層承擔。無助的人群無法在社會上獲得安全感。於是當“社會危機激發起遲來的民主”時，“民主”反而演變成了對“腐敗改革”的清算而成為保守派複辟的機會。對改革的抵觸演化出對過去1979年革命年代的追念之情，本已失去影響的原教旨主義又一次卷土重來。雖然人們常說“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但是歷史確實有驚人的相像，哈塔米改革很像巴列維改革，兩者都是以“政治專制下的經濟自由化”始，因腐敗而激起民怨，最後導致“民主消滅自由”而複歸極權統治。內賈德上台後的舉動就不由得使人們想起1979年革命。而他給“伊朗病”開的藥方就是“回到1979年革命年代”，以傳統抵制西方，以嘩衆取寵取悅於百姓，以極端行為對抗國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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