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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武：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致富

http://www.CRNTT.com   2010-12-16 09:23:37

1995年時國企職工的人均報酬是人均GDP的1.1倍，但是2002年之後，隨著“國進民退”程度上升，國企的收入基本一直在上升，按照人均GDP增速的同樣水平在增長。但集體企業、集體單位的人均收入維持在人均GDP的0.8倍。到現在，國企職工在方方面面的收入，差不多是集體企業人均收入的2倍，這個收入差可以看成是國企就業崗位的溢價。 　　由於城鎮戶口制度、身份的差別，即使所在行業一樣，但收入差距仍很大。經濟的不自由、遷徙的不自由，所帶來的就業、創業空間的區分，使農民工跟富士康等企業談判、議價時所處的地位非常不一樣，讓農民工沒有其他選擇。 　　此外，經濟不自由、創業不自由的表現，還可從行政管制的角度來理解。不管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在行政管制方面都有很多歧視性政策，由此帶來勞動者選擇空間、談判地位的大差別。尤其在金融危機衝擊之後，對於加強管制，政府運用權力進行擴張比以前的空間大了很多。 　　以糧食安全為例，前段時間大蒜價格猛漲，要國務院出面，由發改委將大蒜價格管制起來。這令人無法理解，這和糧食安全並沒有太大關係。我老家湖南茶陵生產很多大蒜，是大蒜特區，如果大蒜價格可以自由地上漲的話，對我老家的農民是一件好事。但是由於“糧食安全”以及為了保護城市居民的利益，就限制了大蒜價格。其實，像大蒜這樣的東西，政府根本沒有管制價格的理由，因為它跟大米、麥子、玉米完全不一樣，即使一個月不吃也死不了，和糧食安全沒有聯繫，但是政府也要去管。退一步來說，即使有糧食安全的問題，價格自由上漲也可以激勵農民多生產，實現未來的糧食安全。目前的舉措是逼著更多農民放棄種田，逼著更多農民變成農民工，都去富士康競爭找工作，讓每個農民工失去談價的地位。 　　從本質上說，為了糧食安全限制農民的種植選擇空間，同時又逼著他們以低價賣出農產品，這是侵犯農民的經濟自由，犧牲他們的權益，這種做法從根本上跟原來農村和城市的剪刀差是一回事。 徵稅過多既不利民富 也傷害內需 　　勞動收入增長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徵稅過多。政府所得和開支太多，必然會妨礙勞動收入的增加。 　　根據對三十幾個國家政府開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變化做研究，發現政府開支有增長的國家，其工人工資平均增長速度接近3%，而政府開支減少最多的國家，勞工工資收入增長最多，平均年增長6%，增速要比GDP增速高出0.8%。而政府開支沒減少反而增加的國家，他們的工人工資增長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速慢1.2%左右。 　　中國的情況同樣也能說明這一點，特別是今年前5個月，按照財政部公布的數據，國家財政稅收同比增長了30.8%。過去四五年，國家財政稅收的增速是GDP增速的2到3倍。GDP是一個大餅，政府這邊越多，必然意味著民間得到的那一份越少。從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貨膨脹率，國家財政稅收累計增長了6.7倍左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長1.7倍，而農民才增長了1.2倍。 　　1978年，整個國家的財政稅收相當於3.3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1995年時下降到最低點，財政稅收相當於1.5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改革開放的頭十幾年，確確實實在往小政府方向發展。但是到2009年，我計算了一下，財政稅收是3.9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這里做的計算只包括預算內的財政收入，還不包括土地銷售得到的收入，也不包括那些國企賺到的利潤。 　　如果以農民的純收入作為基數，2009年財政稅收接近6萬億人民幣，等於是13.8億農民一年的純收入。整個中國的農民數量還沒有那麼多，這本身更說明政府得到的錢是多麼的離譜。 　　如果徵稅權力不受限制的話，最後勞動收入占GDP比重只會繼續下降，就無法改變這個局面。國有資產和國企股權使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資產升值，絕大部分由政府獨享，老百姓享受不到該有的財富效應。國有經濟體制是老百姓財產性收入很低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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