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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中國的一面鏡子

http://www.CRNTT.com   2013-08-11 09:29:27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去世後，中共中央高層領導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開始動手清除中央內部的文革派，尤其是最忠實於毛澤東文革思想體系、在全國早已臭名昭著的“四人幫”。十年災難就此結束，這無疑是歷史的進步。在以後的幾年中，鄧小平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胡 耀 邦以現實主義、經驗主義挑戰毛澤東的文革意識形態和類似原教旨主義的“兩個凡是”方針，並為在文革中以至於文革前受迫害的大部分國家公職人員恢復名譽。同時，官方還在一定程度上對來自民間的“傷痕文學”和理論界對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和異化理論的討論予以寬容。就當時中國的政治條件來看，這應該說是中國人反思文革的一個良好的開端。 　　但是，由於黨為了保住手中的權力，不允許國家有健全的民主體制及隨之而來的言論自由，對文革的批評只能在官方控制之下進行。從黨的利益出發，鄧小平對這個問題看得很清楚：作為一場延續了十年的浩劫，文革必須否定，否則黨的領導將失去合法性；但深入反思、徹底清算文革的問題又將有損黨的威信，甚至對黨的統治的合法性造成嚴重威脅。這就是為什麼中共中央正式否定文革的結論“宜粗不宜細”，毛澤東思想被稱作為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但卻不能包括毛澤東本人最看重的文革理論（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類似的矛盾之處在那篇里程碑式的文件（即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比比皆是。正是由於黨對權力的憂慮，即便在政治氣候相對溫和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大陸還是會有不斷的“春寒”，對文革的批評稍嚴厲一點（如仍屬“傷痕文學”的電影《苦戀》），就會被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或“精神污染”的帽子受到批判。一九八九年的槍聲宣告了政治解凍的結束，從此文革研究在大陸也就成了禁區，觀點尖銳的研究著作和詳實的文獻資料只能在香港或國外發表。與此同時，政府鼓勵人們“向前/錢看”，這一政策在經濟上無疑是對文革的反動，但在政治上則難免犬儒主義之嫌，使人不再向後看；也就是說，不再反思文革，而且最好把它淡忘。 這種政策的實施應當說非常成功，因為它很快就造成了歷史遺忘的局面，如今中國的年青一代對文革那段歷史的了解幾乎等於零。這種情況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了，那時，如季羨林先生在《牛棚雑憶》中所說，在文史哲傳統最為深厚的北京大學，學生們聽他談起文革，就已經覺得那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事，就像天方夜譚。隨著忘卻而來的是扭曲的記憶：如今很多人把文革想象成一個打擊貪官污吏、群眾揚眉吐氣的時代，一個沒有貧富懸殊、人人平等、人人生活有保障的時代。與此同時，多半由於受到西方左派文化理論中的文革情結的影響，知識界、學術界也有人寧肯無視本土的現實，扭曲事實真相，為文革辯護，說什麼八十年代出現的像“傷痕文學”那樣對文革的揭露和批判主要是老幹部和知識分子之類的“精英”階層對文革的控訴，廣大工農群眾並不認同，因為像合作醫療、赤腳醫生、教育改革之類的文革新生事物給大多數人帶來了很多好處……  　　且不說這一說法對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文革記憶尚存的中國來說是多麼荒謬，就算這個說法成立，難道許許多多老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悲慘遭遇不足以證明文革的罪惡嗎？而且，堅持這種說法的人遮蔽了一個廣為人知、卻很少有人提起的事實：受迫害最深、人數最多、時間最長、命運最慘的社會群體並非幹部或知識階層，而是農村中那些“成份”不好的人及其子女，這些自土改以來最無助、最可憐、處於社會最底層、在文革中由於血統論影響連婚配都很困難的人，至今處於失語狀態。 　　我願意相信，民間出現的所謂文革懷舊，實際上是人們對當前官僚貪污腐敗、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等現象強烈不滿的一種表現形式，而不是真的懷念文革，真要回到文革時代。否則，我們將如何面對成百萬冤屈的亡靈、成千萬受到永久傷害的心靈呢（據官方統計，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及其親屬竟達全國人口的八分之一）？我們將如何面對自己的良心，從而顯示我們的民族已經不像當年魯迅筆下那些圍觀砍頭“壯舉”的看客那樣麻木不仁呢（且不說這一次我們所要面對的事實是：我們自己曾經參與到那“壯舉”之中，而不僅僅是“看客”）？ 　  　　為了挽救文革記憶，為了反省那個狂暴、殘酷的時代，以使其永遠成為歷史，也有不少知識人一直憑著良知、頂著各種壓力、執著地工作著，比如《文革受難者》一書的作者王友琴教授。王友琴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走訪上千人，記下六百六十四位死難者的故事，編成一部珍貴的文革口述史，此書由餘英時、麥克法誇爾、蘇曉康三位作者作序，於二零零四年在香港出版。應當說，這個巨大的工程是從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開始的：那天，身為北京師大女附中學生的王友琴目睹了這所全國最著名的女子中學的紅衛兵侮辱、毒打副校長卞仲耘老師的悲慘場景，卞仲耘在當天被活活打死。十三天以後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時，在天安門城樓上給他戴紅衛兵袖章的竟是一個來自此校的紅衛兵！毛澤東覺得她的名字“彬彬”太文雅，便說：“要武嘛”。瞬時間，紅色暴力席捲全國，無數教育工作者被學生揪鬥，慘遭虐待，許多人或被折磨致死，或不堪凌辱殘害之苦而自盡。這在以教育至上、尊師如父母而著稱於世的數千年中華文明中是史無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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