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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互為鏡像的兩千年

http://www.CRNTT.com   2011-03-17 14:01:04  


 
  近代中國的“以日為師”

  美國學者阿邁斯托在他的《世界:一部歷史》里列了一幅18世紀的日本繪畫。畫中的遠景,是中、日、荷蘭三國的滅火隊伍各施技術滅火,相較之下,荷蘭的技術最高;畫中的近景,則是一個日本人、一個中國人、一個荷蘭女士坐在桌邊。日本離荷蘭人靠得很緊,是著意結交與傾慕的樣子,中國文人則無可無不可地坐著,態度疏離。

  這一幅18世紀日本繪畫所呈現的—中國對西方的疏離與日本對西方的熱切,恍然折射了中日在近代起口的“殊途”。甲午戰爭無疑大大彰顯了這一“殊途”,並成為近代中日關係的重大轉折點,而這,也要放在整個東亞的背景下看。《馬關條約》的第一條,是“中國確認朝鮮國為獨立自主國家,朝鮮對中國的貢、奉獻、典禮永遠廢止”。這一條款鮮明呈現出中、日、韓在政治上的交纏。

  與此同時,國人對日本及其政治、學術、文化的認識也不斷在翻轉。對維新志士來說,明治日本是改良的最佳樣本。吳令華《梁啟超晚年對日本認識的變化》記載了當時梁啟超所感受的:

  “梁先生說:"我在護國之役前,腦海中全無反日的思想。不但不反日,但覺其可愛可欽。護國之役後,方覺彼可畏可恨又可怖。戊戌政變後亡命日本,我親見明治維新後一個新國家的興起,朝野上下,人人樂觀活躍,勤奮勵進,居然將一個千古無聞的蕞爾小國,變成新興的現代文明強國,真如呼吸清晨曉風,腦清神爽。回視滿清政府的老大腐朽,疲癃殘疾,肮臟邋遢,相形對比,越覺日人可愛可敬。當時他們說彼等真心希望中國復興,願與中國並立為世界強國,我亦深信不疑。"”

  由贊嘆日本為“現代文明強國”,到“護國之役後,方覺彼可畏可恨又可怖”,以梁任公先生的愛憎分明,有這樣的驟然之變,當然不足為奇。而他當日對明治日本的推崇,及隨後“傷害我主權為我所不能堪”的呼喊,也代表了近現代中國人對東洋之鄰的複雜心態。一方面,是甲午戰爭後,無數中國人湧入日本學習現代知識—所謂“師敵”,另一方面則是對此“師敵”的質疑。一方面,是大批學子、激進青年、革命者在日本得以接觸新知、辦雜誌、鬧革命,另一方面,他們又無時不感到來自這一異國/敵國的壓力。著名的,如魯迅筆下的“幻燈片事件”,促使他棄醫從文;鬱達夫《沉淪》中所描寫的主人公,也在日本人的環境中一面自我勉勵: “他們都是日本人,他們都是我的仇敵,我總有一天來復仇,我總要複他們的仇”,一面自傷自憐: “中國呀中國!你怎麼不富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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