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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時:辛亥革命的起因

http://www.CRNTT.com   2011-08-31 14:10:22  


武漢辛亥革命博物館
  中評社北京8月30日訊/“沒有武昌起義,(清朝)這個腐朽王朝不會倒下。武昌起義最初的規模,遠遠比不上黃花崗之役,更與倪映典領導新軍激戰一天的壯烈無法比擬。但這兩次起義被清政府輕而易舉鎮壓下去了;而武昌起義一聲槍響,卻推倒了多米諾骨牌。原因在於半年之中,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南方網日前登載歷史學者袁偉時的文章“辛亥革命的起因”:
 
大清帝國的兩道催命符:倒行逆施其實是最大的錯誤

  辛亥百年,初夏時節,獨坐書房,心潮翻騰,為什麼一個歷時267年的大帝國那麼經不起風浪?自問自答,無遮無攔,只求自己信服。錄下要點,公諸同好。

(一)黃花崗:損失慘重的孤注一擲

  問:百年前的辛亥,夠熱鬧的。4月27日(農歷三月二十九)的黃花崗烈士的壯舉以後,前僕後繼,終於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帝制,不愧為歷史大轉折。

  袁:勝利者為自己的統治製造合法性,喜歡誇大自己的功績。國民黨及其追隨者書寫的歷史,水分太多,不足憑信。黃花崗烈士的精神當然值得敬佩;為反對專制制度獻身,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但從歷史進程看,辛亥革命,黃花崗起義,作用都被誇大了。

  應該如實把辛亥革命看成是多種因素匯合的產物。1911年11月15日出版的《東方雜誌》發表了該刊主編杜亞泉用高勞的筆名發表的《革命戰爭記》,對剛剛發生的革命,分析就比較全面:

  “當時下有鼓吹革命之黨人,而上複有製造革命之官吏;立憲其名,專制其實;商路則收歸國有;外債則任意大借;代表則遞解回籍;內閣則專任親貴。凡可以離民之心,解民之體者,行之惟恐不力!又值各省水災,饑民遍地;天時人事,相逼而來。宜乎廣州之變方起於前,川省之事又繼於後。……殆武漢事發,各省響應,革命軍之旗幟遂翹然高舉於禹域之內矣!”(高勞:《革命戰爭記》,《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九號。)

  至於黃花崗之役,可以說是同盟會的孤注一擲。

  據一些學者研究,所謂十次革命,大部分是規模不大的軍事襲擊,一共用去57.98萬元(當時它的財務中心在香港,所以全用港幣計算)。其中黃花崗起義從1910年10月12日開始籌備,歷時7個月,所用資金連善後費用2萬元,共達23萬元,占十次革命總費用的40%。(鄭憲:《中國同盟會革命經費之研究》,《中國現代史論集》第三輯第252~253頁,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台北版。)

  這次起義,參加者170人,殉難86人。人數僅次於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領導的廣州新軍起義(戰死百餘人,被捕14人);但這次死難的烈士很多是留學生和同盟會的中堅。而就後果來看,這個事件對清政府和社會的震動都不大。兩廣總督張鳴岐接連洋洋得意向朝廷報告:“此股亂匪殲滅殆盡,城內外商民始終均未受擾,地方一律安謐”;“粵垣亂黨一律肅清,人心大定,佛山、順德股匪均已擊散”。(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四)第324、32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版。)

  不宜簡單地說黃花崗起義催生了武昌起義,大清王朝坍塌,另有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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