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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開煌:以一國兩制原旨解京港焦慮

http://www.CRNTT.com   2014-09-11 00:26:10  


 
         以“一國兩制”的原旨解北京、香港的焦慮

  香港回歸已經十七年了,對北京、對香港而言,雙方都跨過相互小心翼翼的禮貌階段,而進入“視為當然”的階段,在此一階段北京和香港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就被突顯而且會因為視為“當然”,而加深了彼此的矛盾與衝突。

  對北京而言,北京會發現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的發展似乎遭遇到空前的挑戰和強大的阻力,外在環境日趨複雜。許多國家都對中國大陸採取了多手策略,意圖破壞中共想把握的和平戰略機遇期,遲滯中國的崛起,所以形成了中國崛起速度,與中國的麻煩遭遇成正比。同時中共領導人解決內部矛盾的有效性,也和周圍國家和地區的挑釁成正比,這樣的結構變化,或少衝擊到北京解決台、港、維、藏這一層次問題時心理的淡定性。從這一層次來看待“白皮書”,應該說,北京還是很克制的。前面說陸港關係已經進入“視為當然”期,因此,北京對香港部分激烈人士的挑釁,會認定是“裡通外國,演變中國”,不體會大局,欠缺民族大義的嚴重錯誤,而白皮書的敘事方式,基本仍以說法、說理為主,然而,還是掩不住內心的焦慮感。

  對香港而言,香港的焦慮在經濟上衝突性的繁榮、社會上矛盾性依賴和戰略上未來性的迷失。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香港以往的榮景是建立在自由、法治的統治下,成為華人社會一個獨立的地區,而今日的繁榮主要是依靠中國大陸的扶持。此一繁榮的物質基礎,表現在社會層面一種無法拒絕中國大陸的施惠。特別是在可預見的未來,香港不僅無法擺脫類似的依賴,而且對比大陸的深圳、廣州和上海,香港的優勢不斷地消失,大陸的產品已經不需要香港這個“前店”的服務,在金融業的經營上,又開始遭逢上海,這個老對手。除此之外,香港長期以來沒有國家意識,反共價值和輕視中國大陸的基本心態,如今都必須重新調整,難免存在調適快慢,或且不能適應的問題。如果香港在全球化的競爭下,沒有辦法尋找真正位置,與廣州、上海作出區隔,支持香港未來的繁榮與發展,則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物質基礎有越來越弱化的現象。香港對此感到焦慮,從而企圖在政治上強化“兩制”差異,突顯香港的自主性。然而香港的激進人士將“行政層級”的“一國兩制”,上升成為政治意識形態層級的抗爭,在本質上就誇大了“一國兩制”的解釋,有些人甚至挾洋自重,自然不可能得到北京的回應。

  其實北京是“一國兩制”的原創者,北京對“一國兩制”的關心程度必然不低於香港,然而北京對香港的關心,應該不能只停在回歸後,香港的繁榮和發展層次。因為維持香港的繁榮發展,不一定需要“一國兩制”,但是香港如何在“一國兩制”下,展現自己的生命活力,這才是北京真正應該關心的層次,。換言之,北京在面子和裡子都打敗西方“香港已死”(The end of HongKong)的預言之後,應該將注意力轉到“一國兩制”作為一種國家學理下,創新的制度,“一國兩制”如何真正展現其制度的生命力。

  “一國兩制”之所以可能延長的生命力,是因為源於她是從中國自身的行政文化中,所形成的可能性。在中國歷朝歷代的統治中,是以天下為對象,所以對於統治不同文化,不同地區的人民,原本就有“因俗而治”“因民而治”“羈縻之制”種種辦法,以體現“和而不同”“統而不一”的治理藝術。當然當今的情勢、形勢和傳統中國的統治大大不同,而內在精神依然相通。如今的香港如果能協助北京,使得“一國兩制”從政策升級成為制度,所謂“制度”從現代國家的角度來看,首先有法律的依據,包括憲法、基本法的保障,又為近廿年的經驗積累,形成一套運作規範。如果再能加上,著眼2047之後,“兩制”之間繼續互補的機制,例如,香港和上海之間,打造新型的都會論壇,建立深度而多元合作的關係,共同打造亞洲金融中心;香港和廣州、深圳等串聯為全新的大都會聯盟體共謀解決區域發展問題。由於彼此的制度不同,區位不同,資源不同,與外在的聯繫也不同,因此這樣的合作、聯盟不僅不可能真正趨同,反而因為合作與聯盟,其差異將更為突出。這才使得彼此般合作和結盟更為鞏固與牢靠,需要使關係更親密;反之,如果合作的、結盟的城市因為彼此的合作,而越來越趨同,則合作的城市之間就有可能從互補變成競爭。對香港而言,城市的合作、聯盟是面對全球化,提升自我競爭力的重要方法,有了競爭力,自然增加了“一國兩制”的穩定性。是以,香港精英對“一國兩制”的焦慮可以理解,但是問題的解決恰恰不是向北京挑戰而能爭得什麼,而是香港能與內地城市合作時,自己有些什麼,才是問題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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