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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後悔”

http://www.CRNTT.com   2014-12-17 12:15:34

後悔當初沒有把李岩和紅娘子的故事寫成戲 　　星移鬥轉，在《甲申三百年祭》發表五年之後，郭沫若應中共中央電召，自香港赴北國古都參與籌備新政協。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唱出第一首贊歌《新華頌》：艱難締造慶成功，江河洋海流新頌。光陰荏苒，在史論發表15周年之際，郭沫若重操舊業，創作歷史劇《蔡文姬》。這部以“替曹操翻案”之名，行歌頌領袖之實的歷史劇，僅費七天工夫便封筆殺青。郭沫若十分明確地表示：“蔡文姬就是我———是照著我寫的。”作者以這樣的情懷言志達意，無怪乎文思無礙，左右逢源。緊接著，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已昭然若揭的1960年，郭沫若又創作出“表現盛唐氣象”的《武則天》。作者後來對友人表示：《武則天》中的野心家裴炎是暗射彭德懷。說這部史劇是借歌頌武則天以吹捧後來如日中天的江青，自然是無稽之談，但1959年的廬山會議多少成為創作的動因，卻是不爭的事實。 　　借文姬歸漢的史實以歌頌曹操的文治，這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平息徐敬業叛亂為主幹的《武則天》中，作者通過上官婉兒和駱賓王這兩位著名文人的感化，則不但意在彰揚武後的文治，更歌頌了這位最高統治者的人格感召的魅力。 　　比照15年前對李岩悲劇命運的關注和感應，真有天淵之隔。這與其說是時代變遷的使然，不如說是擔當不同社會角色的必然作派。 　　郭沫若縱然有作為政治活動家的權變的一面，但並未完全泯滅作為史學家的德識和作為文學家的真率。他和於立群生養的長子郭漢英，為後人提供了晚年郭沫若這樣的歷史細節，耐人尋味：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曾對我不止一次地感慨過：“很可惜，這是帝王思想，而且妒賢，這樣下去是很危險的。”他曾經公開地講過，也不止一次地對我們說過：“我很後悔當初沒有把李岩和紅娘子的故事寫成戲。” 　　郭沫若的“後悔”頗堪玩味。 　　以寫作《甲申三百年祭》的初衷而言，刺責崇禎也好，褒揚和批判李自成也好，終竟無從取代或淡化“悲劇的意義尤其深刻”的李岩。作者一再抱怨國民黨的“無理取鬧的攻擊”打擊了自己的寫作情緒。倘若從另一角度來解讀這番抱怨，是否可以理解為這在客觀上警示作者：國共雙方均如此看重這篇史論的現實意義，史劇若以李岩悲劇命運為主線，得能無所顧忌———杞人憂天乎?投鼠忌器乎?授人以柄乎?凡此種種，在“言志”意識十分強烈的郭沫若心中，不能不產生顧慮。形象思維的史劇不同於邏輯思維的史論，藝術總是需要借助形象以凸現意蘊。作為浪漫主義的詩人劇作家，郭沫若要塑造的李岩這個悲劇的藝術形象，將會產生怎樣的藝術效應?真正的藝術創作總是需要藝術家心靈的自由。《甲申三百年祭》被引領中國歷史走向的各方政治家賦予太多的時論色彩之後，以服膺“宣傳喇叭”為職志的郭沫若，如何能克服這巨大的心理障礙呢。 　　歷史昭示，郭沫若當年對李岩悲劇命運的關注絕非杞人憂天。這大概就是他的“後悔”所在罷。如果從更深的層面來看待郭沫若的“後悔”，那麼作為一個文學藝術家，當他奉政治功利至上主義為圭臬的時候，是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創作自由的。 　　這就不難理解，郭沫若縱然表示“後悔”，但終究未能也決不可能再度重操舊業，來彌補這終身的缺憾。作為文學家的郭沫若無法戰勝作為政治活動家的郭沫若，無論是困惑的時候，還是清醒的時候。 　 作者:馮錫剛　 來源:《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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