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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餘慶：歷史不是政治的奴僕

http://www.CRNTT.com   2015-01-03 08:24:29

記者：溫嶠能夠迅速融入南渡群士的上層集團，既有劉琨的背景，也是靠了他自己的才具。在江左的各大政治勢力間，他本是一個孤客，但他周旋於各勢力間，不僅能夠自存，還頗有成就。  　　田餘慶：溫嶠與太子（後來的明帝）結深交，對王敦堅決抵抗。王敦叛平後又為受株連的眾多黨敦朝士籲請寬免，做得周到適度。他反王敦而親王導，使自己在紛紜的朝局中居於穩定地位，不隨朝局而起伏變化。他更顯著的功績是與荊州強人陶侃周旋應對，既不助長陶侃，又能借重陶侃實力，一舉殲滅蘇峻叛軍，挽回東晉大局。朝廷命他都督江州，駐守於揚、荊之間，顯然是期望他起上下游的緩衝作用，使江左內部不再重啟重大糾紛。他安定了被建康視為異己勢力的陶侃，使他終身與建康和平相處。  　　記者：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江州，就是從溫嶠開始展露其六朝史意義的吧？  　　田餘慶：以長江一線基地為主導的東晉地緣政治布局，中樞揚州長期在王導之手。下游徐州僑郡縣具有拱衛建康的特殊作用，由郗鑒長期穩定經營。溫嶠刺江州，與郗鑒刺徐州同時，二人處身行事和所起政治作用大有可比之處。只是溫不永年，死後江州成為揚、荊兩強爭奪之地，未能獨立發揮作用。稍後，下游揚州之西出現了豫州，揚、豫一體；上游荊州之北出現了雍州，荊、雍一體。可以看出，江州是上下游必爭之地，把溫嶠配置在江州，是東晉有遠見的決策。溫嶠明白此意，不負所托。他曾有遷都江州之議，而江東豪傑則主遷會稽。遷都不符王氏利益，未得王導認可。溫死葬豫章，表明溫嶠原擬以江州為其家族在南植根之地。後嗣視形勢已變，乃遷葬建康今郭家山之地。溫嶠江州之業無合適的後人繼承，自擇北來入幕之人，後轉手入“馳驅戎馬之輩”，與諸門閥不能合轍，這是門閥政治格局所不能容納的。再後陶侃以荊州之重進占江州，陶侃有謙退之志而無非分之求，死後江州重回門閥政治軌轍。  　　記者：您關注江州，是因為在東晉門閥政治的地緣的地緣政治格局中，江州是一個新因素。  　　田餘慶：門閥政治，主導者自然是高層門第，是他們與司馬皇權共治。門第高下，一般地說靠社會輿論認同，高門則以婚宦壁壘自我保障，但其身份卻沒有法律的硬性界定，沒有按門第高下分配政治權力的正式機制。少數臣僚雖非寒素，但門第卻不甚高者，由於特殊機遇，攀升至舉足輕重的位置，如溫嶠、郗鑒。不過他們也不可能入主中樞，因為得不到高門的廣泛支持。我從這種現象感知，建康政權像是一間股份公司，東晉皇帝是名義上的業主，輪流執政的門閥則擁有最大的股權。門第是入股的必要條件，雖非股權大小的唯一依據。陶侃有較強實力，立有大功，但以“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是無從入股的。王導門第最高，與司馬氏關係親近，自然有最大的股份。而溫嶠、郗鑒門第二流，是靠政治機遇獲取股份。他們難得在中樞獲利，卻能分割地盤，形成東晉的地緣政治格局。他們在地緣政治中各自經營，郗鑒非常成功，溫嶠具有經營成功的能力，卻因不永年而未竟其業。  　　記者：在這個地緣政治格局中，江州具有什麼特殊地位呢？  　　田餘慶：東晉一朝，對付北敵窺伺，守在長江一線及淮、漢地區，以政區分，則是徐、揚、豫、江、荊、雍等州，地緣政治在此區域展開。其中揚、荊二州形成長江流域上游下游兩大中心，鬥爭複雜，現象紛紜。南方腹地諸州，不涉大局，無多可述。溫嶠所屬江州，轄今贛、閩全境及湘境東南隅，地域遼闊。境內流民頗多，有貨殖之利。江州土地開發顯著，運漕不止供應江州駐軍，也供長江沿線尤其是荊、雍軍需。閩境糧食循水路輸貯江州倉儲。荊、江及於交、廣，往返及物資運輸多循贛水一線，而少經由湘水。江州腹地發展狀況，記載不多，何德章教授論梁陳之際江州土豪勢力的興起，有的可追溯到東晉時期，可資參考。唐、宋時期，舊日江州地區經濟增長，人才輩出，堪與揚州比肩。回首前塵，溫嶠的奠基作用值得關注。  　　記者：溫嶠建議遷都江州，是一時權鬥需要，還是別有深慮？  　　田餘慶：江州都督軍府置於長江沿線，多在尋陽左近，刺史駐在豫章，既重在軍事上鏈接揚、荊，又關注江州內地發展潛力。這當是溫嶠請求遷都豫章的理由。只是溫嶠猝死，江州發展沒有由他經營。江州居揚、荊兩大之間，先是“馳驅戎馬之輩”爭奪不已，入陶侃手後經過幾年安定局面，轉歸庾亮。庾氏坐大荊、江，建康的王氏則派出王允之與庾氏相抗衡，爭奪江州，引發不少次或明或暗的衝突。謝氏以西府之重曾經插手江州，然後就輪到桓氏一攬荊、江之重了。幾十年江州的矛盾鬥爭，求其嚆矢，還得從溫嶠算起。  　　記者：從這個角度看，在《東晉門閥政治》中加入溫嶠一章，就可以理解了。  　　田餘慶：溫嶠在古史中已有贊頌。《晉書》列傳人物以類相從，置溫嶠與郗鑒於同卷，為作佳傳。郗比溫晚死十年，這十年間經營京口，外抗胡羯，內衛京都，對門閥政治的穩定起了很大作用。其人雖不持中樞政柄，但史實鈎稽，可見其功勛所在，較早為今日史界認同。溫嶠其人其事，與郗鑒大同，只是未能在江州營造出如同京口那樣的事業，因而在東晉門閥政治中默然無聞。只有過細審讀史籍，著眼於大局分析，才能得出像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元無遠圖，明年短促”條中那樣的判斷：“諸臣中亦惟溫嶠有英略而嶠又不永年，有以知晉祚之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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