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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戴灰帽子的人》:非常歲月驚駭多

http://www.CRNTT.com   2014-12-28 09:21:20  


 
  貳
 
  “灰帽子”是邵燕祥先生首先借用的詞語,色彩之准,定位之巧,應該會為當代治史者所記取並認可的。邵先生1959年摘了右派帽子,人前背後被視作“摘帽右派”,依舊頭上還有一頂有形無形的歧視性帽子。邵先生用“灰帽子”作為自己及政治身份相似人群的共用符號,概括是相當精到而又沉重的,也包含著過來人無盡的辛酸和憤懣。
 
  邵先生曾經多次說過,他被摘帽屬於第一批,屬於“非典型”,因為更多的摘帽右派極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單位的幸運。他能從勞動改造的地方返回到中央電台工作,應算是少見的個案,但依舊感受到在“人民內部”被隔膜的痛楚,見到的熟人也多是表情漠然,只能習慣於獨來獨往,狠心地把自己關閉起來。最關鍵的是,不能留下任何惹來禍害的“罪證”,因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竟成了千百萬“待罪之魚”宿命的敘事模式,只能無需思考、麻木不堪地隨大波逐惡流。在階級界限分明的社會環境中,“灰帽子”們只能頑強地泯滅自己的感知能力,堅決做到不“越位”,並卑微地、無聲息地依附於國家機器的運轉,這使我想起早年流傳於美國民間的一句話:“憂慮、恐懼、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僂於時間塵埃之中。”
 
  邵先生仔細記錄了“冒頭”挨打、控制異端的一樁樁“極左”事例,寫出相互之間猜疑、敵意的負面情緒。在思想改造的高壓氛圍之下,人人只能“口吐鉛字”,就是只能說能夠登報的“安全”內容,偶有跡象表露都會招致滅頂之災。譬如,中央電台播音組丁一嵐身為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鄧拓夫人,也要被迫在會上交心說,某個觀點她也曾有同感,但她只是心里想,沒說出來過。某副主任當時嚴正地指出:心里有這種想法也是反黨。邵先生在書中點出副主任這種誅心之論的霸道樣子,實際上是單位日常鬥爭的常態:“出語凌厲,打你一個措手不及。”
 
  “灰帽子”們學會盡量少說話,不能讓自己的言行隨意上人家的“秋後小賬本”,以求得一種“異樣”的安全感,反而會因為自己“變異”而在“互相傷害”環境中謀得難得的安寧。邵先生只能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吳小如這樣的老友面前,恢復自由地傾訴和傾聽,他1972年寫的詩句“求友應從生死場”,說的正是交友之難之苦,反映幹涸車轍里相濡以沫的垂死魚之交。
 
  有一筆最為難忘:1958年廣播局局長梅益在路上向邵先生夫人謝文秀問及情況,謝文秀向老領導忍不住多說一句:“我到現在也沒想通,他(指邵燕祥)怎麼會是右派呢?”梅益說了一句“驚天”話語:“說不定哪天我也會成右派的。”聯繫到“文革”期間梅益的悲慘遭遇,他說的這句話確實有驚人的預見性,表明他親歷深知殘酷無情的黨內鬥爭之後的洞察力和悲觀程度。
 
  邵先生特地寫到侯寶林、馬季所在的說唱團,稱之為“保持人味的園地”,因為曲藝名人因自己文化水平較低,較能真誠地尊重有文化的人,平常工作相處中能欣然迎接,笑臉相向。我讀到此章節時,淚花忍不住流淌出來,這在閱讀本書時是唯一的特殊感觸,是沉重世界之中最不能忘卻的一處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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