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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國湧：五四時代是什麼樣的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09-05-04 11:11:14

五四時代不僅可以隨便辦銀行，更可以自由創立企業。另一個海歸派、一代“棉紗大王”穆藕初，回國後就創辦了一系列的紡織企業。榮德生、榮宗敬號稱“紡織大王”、“面粉大王”，儘管他們創業的起點是1900年，但他們的企業真正做大、起飛也是在 五四時代。那一代民營企業家幾乎都在五四時代發揚光大，成為各自領域的“大佬”。其實，什麼私有制、股份制、民營企業等，都不是新生事物，在五四時代早已是稀鬆平常的事情。談論“五四”是不能離開這個經濟背景的——那確乎是一個社會經濟多元化的時代，經濟的多元化促進了思想的多元化。 回看“五四”不能只盯著北大師生 　　我們現在提起 “五四”，往往只看到學生、知識分子，其實那個時代企業家的聲音一點都不亞於知識分子——他們的聲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實力。他們跟我們這個時代的企業家完全不是一回事。那個時代的企業家本質上還是讀書人，無論是留學歸來還是沒有什麼學歷的，無論什麼出身，他們都對國家和故土懷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情感。這種情感絕不是今天“抵制家樂福”那種情感，它是一種刻骨銘心的對這塊土地的連帶感，他們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這塊土地——這種愛國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畫一顆五角星在QQ頭像上。這些企業家今天看來更像讀書人，他們的業餘時間都愛看書。我發現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業家，他們的休息時間，特別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國家命運有關、跟文化有關的事，而不是跟娛樂有關的事。 　　回看“五四”，不能只看當時的北大教授們怎麼想、怎麼做，而應該把那個時代企業家想什麼、做什麼和北大的師生做什麼聯繫在一起，才可看出那個時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們不能只看北京這個政治中心在做什麼，還要看看省會城市，甚至更偏遠地方的人在做什麼。“文學研究會”是在北大發起的，但在江蘇蘇州一個叫甪直的小鎮，有一位小學教師葉聖陶，雖然生活在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師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學研究會”11位發起人之一——因為葉聖陶有個中學同學在北大讀書，他們就可以這樣連在一起。而北大學生也絕對不會認為葉聖陶是小學老師，沒有讀過大學，跟我們混在一起做發起人會有什麼不得體。那個時代的人們對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 　　言論自由對五四時代的人來說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創辦報刊就可以創辦。當然那個時代也有壓制言論自由、關閉報刊的事，但關了報館可以再開，這在法律上沒有限制。結社自由在那時也是稀鬆平常的。周恩來們在南開有覺悟社，毛澤東們在長沙有新民學會。如果過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時代軍閥統治的維度上，只看到軍閥混戰，只說外國壓迫中國，可能會過於片面——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個悖論，租界在帶來治外法權、國中之國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加先進的文明，帶來很多新事物，比如說“律師”就是在租界裡面先示範而後影響全國的。甚至一些非常細小的事，比如街道的整齊、自來水的出現、電燈的出現都是模仿租界。中華民國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之所以在中國產生，租界也是有貢獻的，上海的租界保護了許多革命黨人。  　　“五四”時當政的徐世昌恰好是文人總統，而不是一介武夫。在徐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凱也好，以及後面的馮國璋、段祺瑞、曹錕、張作霖這些人，確實都是軍閥。雖然徐世昌是從袁世凱的幕府裡走出來的，但是與拿槍者有所不同。在他當總統期間，正好是 “五四”的黃金時代。文人政府當然比張作霖這些人要收斂，要更為節制。幾乎家喻戶曉的是，“五四”學生上街的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趙家樓燒掉了，把章宗祥打了。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討論的，並不一定都是愛國行為了，而且曹、陸、章都是“賣國賊”這種說法也是值得討論的事情。學生運動本身，就是 “五四”上街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當時在天安門廣場集會後，一部分比較激進的學生直接往趙家樓去，然後放火、打人。當時北大教師梁漱溟就寫文章說這樣做是違法的，不能在愛國的旗號下為所欲為，愛國不是萬能靈藥，不能打著它的旗號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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