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大師勒石刻碑不慎 徒留笑柄

http://www.CRNTT.com   2009-12-10 10:52:50

余大師“跨界操刀”，引來坊間磚頭一片 　　中評社北京12月10日訊／媒體報道，新近在中山陵梅花穀揭幕的由余秋雨撰寫的南京鍾山風景區碑文接連遭到學者與網友的猛烈抨擊，被罵是“紫金山最令人作嘔的一景”。《華商報》今天刊登評論員十年砍柴的文章“勸余大師勒石刻碑不慎徒留後世笑柄”，文章表示，“余秋雨以文化大散文而名世，他的那些文化散文，確實影響大，但若是論傳統國學的功底，余先生不要說和古代乃至民國時期的文化人相比，當下大隱於網路的許多愛好傳統文化的年輕人，都比他強。在孝陵、中山陵之畔，余大師竟敢拿出這樣的文字刻石立碑，真佩服其勇氣過人”。其內容如下： 　　人生苦短，而許多人總希望追求功業、聲名之不朽，於是，勒石刻碑、傳之後世成為中國人很喜歡的一種“行為藝術”，如東漢竇憲北擊匈奴，勒石記功於燕然山。在我看來，這和普通遊人去某景區，手癢塗鴉“某某到此一遊”沒什麼區別。只是竇憲勒石的碑文由大文豪班固所作，在立意、文采上高於一般人而已。 　　最近，榮膺“大師”稱號的余秋雨，也效法前輩先賢，為鐘山風景區書碑文一篇，招來網友炮轟。我認為“餘大師”此番遭遇並非盛名所累——— 就是常說的被人嫉妒，而是這篇碑文寫得實在太差了。“華夏大地，美景無數，卻有寥寥幾處，深嵌歷史而風光驚人。”“ 所幸得逢盛世，重新打點江山。”這類文字，立意淺薄，格調不高，更兼無甚文采，作為一個在諸多公共場合弘揚傳統文化、調教後輩的“文化大師”，拿出這樣一份作業，被公眾挑刺，算不算“春秋責備賢者”呢？ 　　寫碑文不易，在現在語境下寫碑文更難，寫不好就成了余氏所撰的這類文白混雜、半通不通的文字。白話文運動以前，無論寫碑文還是撰對聯，作者和欣賞者多處於共同的知識體系內，士人群體有著比較統一的美學標準，為文雅馴還是粗鄙，一般會取得共識。因為當時掌握權力的人，多是士大夫，懂得美醜之辨。不會像鐘山景區管理部門，無非是慕余秋雨的大名而附庸風雅，無論“余大師”交給一篇什麼樣的文字，相關部門會毫不臉紅地贊其碑文寫得很美妙，這也是用權力強調自己的眼光不差。 　　唐代的韓愈、明代的錢謙益圖豐厚潤筆，一生所寫的碑文甚多。韓愈乃至在世時就有“諛墓”之名。韓愈雖然為了錢，給一些富豪顯宦寫墓誌銘，過於溢美，但其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才，哪怕是千秋萬代後，也是公認的。其撰寫《平淮西碑》1500字，因持論欠公允被李愬告到皇帝那兒，碑被砸，令段文昌重新撰文刻碑。但韓文公碑文實在寫得太好，到了宋代又被重刻留世。 　　好的碑文，哪怕是隔代人讀之，必定會獲得一種審美的愉悅和情感的共鳴，因此以前的許多文士、名宦對撰文刻碑，是非常謹慎的，生怕被後世譏笑。“余大師”在碑文中寫道：“隱隱可見大明王氣，偉人身影。”應該是指此地葬明朱元璋和孫中山。當年國民黨北伐成功後，遵孫先生遺願將其埋葬在此，儘管黨內大才雲集，最後討論來討論去，只留下一塊上書“中國國民黨葬總理於此”的石碑。 　　用文言文寫碑文，又似作格律詩，在當下用舊瓶來裝新酒，既要保留文言格律詩的形式音韻之美，又要不拘泥於形式而有時代感，難度非常大，弄不好就會淪入山東作協副主席王兆山於汶川地震後寫出的 “縱作鬼，也幸福”的那種把肉麻當格調，把冷血當有情的境地。 　　余秋雨以文化大散文而名世，他的那些文化散文，確實影響大，但余基本上是用脫胎於早期政論文字盛年理論論述的歐化語言來表達，再點綴一些散見於古人筆記中的故事，讓當時的讀者有耳目一新之感。但若是論傳統國學的功底，余先生不要說和古代乃至民國時期的文化人相比，當下大隱於網路的許多愛好傳統文化的年輕人，都比他強。在孝陵、中山陵之畔，“余大師”竟敢拿出這樣的文字刻石立碑，真佩服其勇氣過人。不知後人讀之，有何感想。我想這篇碑文為後世留下的唯一價值也許是史料價值，後人可從“斥資五十億，搬遷十三村，移民兩萬餘，增綠七千畝”的文字中來研究今日中國社會拆遷之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