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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天才的夭折 沈元離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斯大林是可詛咒的。我又想到另一面，要是生在那個恐怖的年代，如何避免成為屈死的 冤魂？雖然一時沒有想出成套的應對方案，僅此一念，使我在爾後中國的恐怖年代常懷警惕之心。  　　有一個時期.宿舍裡每天晚上議論的都是斯大林問題。沈元比其他人想得多，當時他發表了許多看法，現在我只記得兩點。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中揭露的事實，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樣的歷史不是信史。沈元提出：中國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麼不能寫信史？我們學習和研究史學的人，對於如何書寫歷史，是特別在意的。沈元提出的問題，引起熱烈的討論，而且不能不聯想到自己的使命，我們將來做一個什麼樣的歷史學家？誰來繼承太史公的傳統？強烈的拷問長久地在心中振蕩。  　　斯大林為什麼能夠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幹了壞事為什麼能夠長期隱瞞？赫魯曉夫只是譴責個人崇拜。沈元認為根本上是制度問題。這也是國際上對斯大林問題的普遍看法。鐵托在普拉的演說就這樣講：這裡不僅僅是個人崇拜的問題，而是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問題。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是四月五日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另廣篇是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兩篇文章認為，斯大林問題不是制度問題，而是不能正確地運用社會主義制度；斯大林之所以犯錯誤，“決定的因素是人們的思想狀況”。  　　蘇共二十大之後，特別是波蘭、匈牙利事件之後，衝決了教條主義的堤壩，知識分子思想活躍，在另一些人看來卻是“思想混亂”。一九五七年學期開學之初，北大決定停課三天，學習上述兩篇文章，澄清思想。我正在無錫老家過寒假，被提前召回，準備組織學習。二月十一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康生到北大作學習動員報告，然後一連討論了三天。當時我還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不管自己的思想通不通，總是站在黨的立場去說服群眾。我暗自忖度，斯大林問題是一種歷史現象，把它歸結為“決定的因素是人們的思想狀況”，不是歷史唯心主義觀點嗎？還沒有說服自己，怎能說服別人？學習的效果可想而知。 （二）  　　 一九五七，是在幾代人心中留下深刻烙印的數字。這一年，中國歷史的湍流中出現一個巨大的旋渦，多少人被捲入其中，遭滅頂之災。  　　沈元的人生轉折正是發生在這一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 而且是“極由”發配到北京沈元的人生轉折正是發生在這一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是“極右”，發配到北京郊區齋堂勞動教養。我作為黨支部書記，因不同意劃沈元為右派，被指責為右傾。這一年，我的人生也發生了轉折，從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漸漸變為黨內的異議分子，進而成為黨內的反對派，最後成了黨外的反對派。  　　一九五六年的“多事之秋”，迎來一九五七年的“不平常的春天”。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風波起伏之際，中國共產黨尚能穩坐釣魚船。到了一九五七年春天，終於“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工人罷工、農民退社、學生鬧事，接連不斷。報刊上和各種會議上大談人民內部矛盾。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通過《關子整風運動的指示》，五月一日公開發表，決定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時稱“三害”）為內容的整風運動，借以緩解社會矛盾。  　　此次整風，與一九四二年在延安的整風不同，那一次是解決共產黨內部的矛盾，這一次是解決共產黨與外部的矛盾。故強調“開門整風”，號召民主黨派和人民群眾積極參與，幫助共產黨整風。從五月八日開始，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連日舉行座談會，從五月十五日開始，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國務院第八辦公室聯合邀請工商界人士連日舉行座談會。各級地方黨委也紛紛邀請黨外人士舉行座談會。在這些座談會上，到會者向黨和政府提出了許多批評建議，有些是十分尖銳的。報紙上大量報道幫助黨整風的言論。人們興高采烈，把這種暢所欲言的舉動叫做“大鳴大放”。五月十七、十八日以後，報紙上的報道越來越激烈，帶有明顯的煽動性。後來才知道，這是毛澤東在“引蛇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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