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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懺悔的可行性路徑

http://www.CRNTT.com   2010-11-16 14:00:49

導演陳凱歌公開承認“（巴金）他對我是有很大影響”，其上世紀80年代末寫就的《少年凱歌》，就“文革”中對父親的批鬥做了真誠懺悔。詩人北島在新作《城門開》中，也坦承當年擔任民進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父親，定期拜訪掛名的宣傳部長冰心，並將其談話向組織匯報。北島的反省並未醜化其父子形象，倒是贏得知識界一部分喝彩。 　　其次，應該營造一個鼓勵和接納真誠懺悔的社會氛圍，公立文化機構在強化公眾歷史觀念和記憶的過程中應更有作為。 　　北京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之一的蒯大富，“文革”後獲刑17年，也曾承認“如果當時我主張不打，那場武鬥（1968年4月23日的清華大學‘百日武鬥’）肯定打不起來”、“看著（十幾個同學）他們死掉，是非常心痛的”，也向傷害過的老師致歉（《南風窗》9月17日）。蒯大富的反省不能說沒有真誠的成分，他在某種程度上其實也是受害者，如果不能因此得到公眾的逐步諒解和重新信任，其他紅衛兵恐怕只能被迫帶著永久的悔恨離開這個世界。 　　申小珂之所以從1990年開始深入反思“文革”，除了朱德、董必武的遺孀的啟發，一個重要契機是他開始閱讀《科學史》、《延安日記》等著作。而《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早有中譯本，國內也不乏《大動亂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史稿》、《中國知識分子的沉浮》、《思痛錄》等反思極左思潮和“文革”的公開、合法出版物。那一段歷史不應該被遺忘，國家圖書館完全有義務將這些權威學者、黨史專家和重要親歷者的著述專題專館陳列。 　　此外，要盡可能保存“文革”記憶，向公眾提供歷史教育。沙坪紅衛兵墓園去年12月15日被列為重慶市級文物保護單位，這個全國唯一的紅衛兵墓園得以保存，不能不說是一個良好的起點。 　　最後，個體的自省能力和反思勇氣參差不齊，應該多策略地鼓勵不同形式和層面的懺悔。申小珂和胡濱之所以能率先、主動懺悔，主要是因為他們沒有對校領導進行直接的人身傷害，其罪惡感相對輕一些，但他們的懺悔已顯示出良好的示範效應。 　　歷史反思與懺悔需要儀式、策略和智慧。民間團體和專業心理干預機構、人士，可以為集體性懺悔可能帶來的暫時性倫理失序、心理動蕩，甚至崩潰提供必要的心理救援。畢竟，直面當年大面積的互相出賣、傷害，需要足夠的勇氣與智慧。 　　也許，多方嘗試和推進集體性懺悔，若干年後，國人才可以坦然向兒孫們解釋何謂“文革”；才不至於一次又一次地援引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那一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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