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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族文化再發現

http://www.CRNTT.com   2010-12-02 14:33:38  


 
  太陽照常升起

  日本社會雖然面臨很多問題,卻仍舊保持著它的決心、創造力和活力。今天的日本,就像一個困惑的巨人。而從最困惑、最黑暗的日子裡尋出新生的源泉,在這個國家古已有之

  本刊記者 楊瀟 黃廣明 發自日本

  圖/方迎忠

  擁抱戰敗

  8月底的東京還被桑拿天籠罩著,稍微動一動便是滿頭大汗,卻有人要在周二中午12點半開始一場遊行。日比穀公園門口的樹蔭下,聚集了百餘人,老中青都有,舉著橙色的標語,正在練習整齊地喊口號,他們抗議的是一種治療癌症的藥劑,這種藥因為副作用大,在歐美已被禁止使用或者部分禁止使用,卻仍然在日本銷售。

  這座建於1903年的公園是日本最早的西式園林,地處日本的心臟地帶——東臨銀座,北倚天皇官邸皇居外苑,西邊則是政治中樞霞關,遊行者正是要一路向西,把國家權力機關“騷擾”一遍。

  65年前,這裡是東京少有的未被轟炸的地區,在一片焦土的包圍中,美軍在附近建立了總司令部,數量龐大的美國大兵把這裡變成一個“小美國”。街頭上跑著吉普車和各式美國舶來的新式轎車,美國軍警和日本警察共同指揮交通,日本警察總是跟在美國警察之後打信號,而麥克阿瑟將軍,則在他辦公室裡發出各種指令,要把戰敗的“日本佬”塑造為美式民主的上好樣板。

  1945年10月4日,《一九二五年治安維持法》被廢除,關於集會和講演的限制鬆動了,“思想警察”也被取消,11月起,盟軍最高司令部開始強行解散壟斷財閥,與此同時,農村的土地改革也開始了。此後的兩年,改革繼續擴展,婦女有了參政權,教育體制也得以刷新,一本典型的小學課本《少年少女民主讀本》這樣告訴數百萬學生:“同盟國正盡力使日本早日實現民主,並且重回世界的懷抱。然而,即便沒有同盟國的說法,如果我們看看人類的歷史,成為民主主義的國家、民主主義的國民,也是人們真正應該走的道路。”而在學校外面,穿著補丁褲子的孩子揮舞著紙做的小紅旗跑來跑去,他們在玩一種“示威遊戲”,模仿在各地舉行示威的左翼人士,等他們長大以後,這種遊戲就變成了實踐。

  那位戴著太陽帽,背著雙肩包,背有些佝僂的老人,也許童年時就玩過這樣的遊戲,現在,他站在一群晚輩中間,正在等待警察的口令。四五位警察走到馬路中間,攔住往來車輛,一聲哨響,遊行者從日比穀公園魚貫而出,“藥害”、“患者”、“命”、“訴訟”各色字樣在警察的護衛下通過馬路,開向霞關。

  今日日本的許多現實,可以從戰後的歲月找到緣由。1947年,這個國家接受了一部和平憲法,它宣布日本要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天皇不再是神,而是國民統一的象徵,它還宣稱“我們不再發動戰爭”——若干年後,右翼人士攻擊這部憲法,說它令日本“去勢”;從1946年到1951年,日本迎來了戰後第一撥嬰兒潮,在這3年出生的800多萬人被稱作“團塊世代”,他們將成為七八十年代日本的“企業戰士”和最富有的一代,但進入新世紀後也要被他們不少宅在家裡的兒女們啃老,而他們中間的極少數不走運者,則會淪為上野公園、池袋西口公園和新宿車站裡的流浪者,每晚在紙箱子裡孤獨地睡去。

  也並非都是積極的預兆。幾十萬盟軍帶來了大量需要釋放的荷爾蒙,在一封發給全國警察管區的密電裡,內務省指示為占領軍特設專用慰安設施,以防外國士兵玷污良家婦女,大藏省一位政壇新星池田勇人在安排政府預算時說:“用一億日元來守住貞操不算貴!”而7個賣春業團體則宣布,應征者有著“保衛一億日本人血統之純潔以護持國體的偉大精神”。這些為國“獻身”者被稱作“潘潘”,她們選擇了在欲望上的自甘墮落,而對於後世的觀察者來說,“潘潘”預告了即將來到、並綿延至今的日本性商業化潮流。

  教育也不乏矛盾之處,一個中學生後來回憶,美軍進駐日本後,被認為最具有軍國主義色彩的修身、日本國史和地理三門課中斷數月,在文部省趕制新教材期間,他們被要求將自己辛辛苦苦抄寫的老課本塗黑,這一經歷帶給他這樣的思考:“接受了的知識可以動搖,教育本身並不是絕對的事情。”

  最大的矛盾在於舊官僚體制的延續。“最初占領日本時美國人是很熱心的,”原日本駐印度大使野田先生說,“後來冷戰開始,美國希望充分利用日本,便一邊改革,一邊讓1930年代的官僚體制發揮作用。”於是左翼遭到“赤狩”,保守勢力重整,經濟大權也重歸中央官僚手中。此後數十年,日本以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姿態趕英超德,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令歐美國家興奮而又緊張地討論“日本奇跡”、“日本模式”。但隨著1990年代初日本經濟泡沫破滅,整個國家陷入停滯無法自拔,保守的官僚體制也成為反思的對象,一個名叫菅直人的人就直言批評說:“日本政策中80%是由官僚制定,只有20%是由民選政治家制定,在我們現行的體制中,一個大臣,包括首相,也沒有最終的權力,甚至都不能稱之為一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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