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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演員越來越清晰 劇本越來越模糊

http://www.CRNTT.com   2011-08-01 14:27:57

革命還是立憲：也許是個假問題？ 　　再如，改革時期的研究可以說是基本顛覆了過去對“革命派”和“立憲派”（又曰改良派）的傳統認識。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史料體現的立憲派的政治形象越來越激進、越來越像革命派的結果，只有小部分是革命派的人格形象和策略主張受到新資料質疑的結果。如侯宜傑先生引述的四川保路運動中立憲派的宣傳： 　　這就是違法欺良善，立憲國哪容這等不好官。我們根據法律來問辯，問窮了大家把臉翻。做官人都把法律犯，小百姓一齊要動蠻，不是亂來不敢反，抱定道理守定秩序總要鬧出天外天。這等對抗為哪件？還是立憲國民的自由權。（四川省檔案館編：《四川保路運動檔案選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71－172頁） 　　如此宣布與官府“翻臉”，號召“小百姓一齊要動蠻”，這還是“改良”嗎？ 　　如果說革命與改良不是手段（和平或者暴力）之別，而是目的之別——革命派要求民主共和制，立憲派要求君主立憲制。那麼這種區別今天也已被大大地淡化了。 　　近年來，不少論者都指出清末朝廷與民間的“立憲派”雖然都講要立憲，但實質完全不同。朝廷想搞的是“日本式立憲”，明治維新把權力從諸侯（諸藩）那裡收歸中央，以強化天皇的權力，即所謂“廢藩置縣”，在中國人看起來就像是“西化”形式下的一次“周秦之變”，即從“封建”變成真正的帝制，使天皇從類似中國古代周天子式的“虛君”變成秦始皇式擁有實權的“實君”。這種立憲當然也有西方憲政限制君權的一點影子，但最終還是權歸天皇，而責任卻在“立憲”名義下推給了臣下（內閣等）。後來二戰時那種戰勝了是天皇權力的英明聖斷、戰敗了天皇卻不承擔戰爭責任的狀況，就是這種日本式立憲特點的集中體現。 　　當然，這樣的立憲雖然“憲政”的色彩不濃，多少還是有一點，如政黨、國會不管怎麼說還是有了。但對於日本而言這其實不是問題的關鍵。對於明治以前還處在諸侯林立、類似“周制”那樣的“封建”狀態的日本來說，廢藩置縣（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的日本版），實行中央集權還是具有重大意義，對於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和強化是一大進步。明治維新並非“光榮革命”，倒更像亨利八世的“反封建”，明治體制下的天皇完全不像光榮革命後的英王，但與中國的秦始皇相比還是有了一些“都鐸式王權”（類似於亨利八世，或法國路易十四、俄國彼得大帝）那樣的特點，也確實發揮了類似的作為。 　　但是中國就完全不一樣，“周秦之變”已經在兩千多年前完成，大清朝已經不是“封建”而是帝制，而且這個老大帝國已經暮氣深重、弊端百出。中國的立憲並不是要走出“周制”，而恰恰是要走出“秦制”。而中國傳統古儒對“周秦之變”一直保留的潛在的不服氣，雖然遠遠談不上最近秋風兄講的“儒家憲政”那麼誇張，但向往“三代”、不滿“秦制”的思想脈絡還是有的。毛澤東所謂的“儒法鬥爭持續兩千年”雖然也很誇張，但他作為商鞅、秦政的支持者對古儒“封建”價值觀與帝制相衝突的敏感，也非僅空穴來風。這種“封建”與帝制、貴族與君主、周制與秦制的矛盾雖然不能被誇張成“憲政”與帝制的矛盾，但是在西方憲政大潮東漸的背景下，那些對“秦制”不滿的古儒傳人至少不會敵視憲政，相反卻容易從不滿“秦制”走向反對專制、接受憲政，卻是不難理解的。筆者過去就指出鴉片戰爭後的學西之風首先就是從這些“反法之儒”開始的。 　　及至清末，那些立憲派的紳士們儘管對憲政的真諦還未必完全了解（但是也遠遠不像過去有人所說的那樣膚淺），然而毫無疑問，他們談論立憲就是衝著“秦制”來的，搞立憲就是要改變帝制（雖然未必廢除帝號，也並不特別仇視某一個具體皇帝），卻是毫無問題的。因此他們當然不能接受朝廷希望搞的那種“日本式立憲”。正如論者所言，當時絕大多數立憲派要求的是“英國式立憲”，他們“在選擇君主立憲政體時，除了極少數外，絕大部分都崇尚英國的議會政治即虛君共和模式，堅決反對政府師法日本。何況政府的預備立憲措施不是直接仿效日本立憲後的制度和精神，不少是立憲之前的過渡形態，層次更為低下”。（侯宜傑：《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5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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