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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誰來推動“政治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1-09-28 14:29:59

更直接的問題是：按劇變以來16年的慣例，俄羅斯總理主要是對國民經濟負責。而普京恰恰從未表現出這方面的才能，作為總統他過去也不太需要這種才能。普京第一任期俄羅斯經濟出現轉折性繁榮是在卡西亞諾夫總理治下，此人如今已是普京的對手。普京第二任期經濟繼續繁榮則很大程度上是靠能源出口價格大漲，而俄羅斯經濟兩大根本問題即結構改革和福利改革尚無明顯進展，已成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的重大制約。同時俄羅斯能源工業本身也後勁不足，將面臨一個大規模資本更新周期。普京恰在此“經濟敏感期”當總理，風險確實不小：以後國際油氣價格即便維持漲勢，如果俄羅斯能源生產不能持續增長，也只能望梅止渴。即便價格漲勢與產量增勢都按現有狀態持續，普京也就是個維持會長而已。而這兩個條件只要有一個中止或弱化(這種可能性並不小)，俄羅斯經濟目前的樂觀形勢與“普京總理”的聲望就會面臨變數。在這種情況下“普京總理”在經濟上要有較大作為，只有推進結構改革與福利改革。普京過去那種“強國主義”和斯拉夫保守主義對這兩項改革並無幫助。特別是後一項改革，不改不行，而在民主協商機制不充分的狀態下硬改，普京如今的“父愛總統”形象恐怕就要終結了。到時不但反對派會乘機打民主牌，連“自由派”總統也不是不可能對他打這張牌的。 歷史的啟示　　  　　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國，歷史上的許多過程顯示：強力控制下的大帝國沒有一個是永垂不朽的　  　　其實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羅斯，歷史上的許多過程顯示：強力控制下的大帝國沒有一個是永垂不朽的。越是強力控制，越難以形成替代組織資源，一旦解體就更難建立正常秩序。因此民主化經歷陣痛固然毫不奇怪，民主化失敗，持續的混亂使人厭倦，最終呼喚出一位鐵腕人物建立新的強力控制也極有可能。但是儘管“帝國後遺症”中今不如昔的議論與事實均不少，真能回到昔日的可能卻幾乎沒有。我國民初混亂時代今不如昔的怨聲不絕，但幾乎無人願意回到帝制，袁世凱稱帝與溥儀的複辟都被唾棄。1917年以後的俄國、1918年以後的德國等等也莫不如此。  　　在“不穩定民主”或“魏瑪式危機”的混亂中產生新強權史上不乏其例，但這種強權通常都有兩個特點：一是比原先的舊專制更加嚴酷(如清末民初亂世之後的黨國較之於前清、魏瑪危機之後的納粹德國較之於霍亨索倫王朝、1917年內戰之後的布爾什維克較之於沙皇)。道理很簡單：在“不健全的民主”與混亂並存的情況下，如果不選擇以健全民主法治來結束混亂，而打算重新祭起鐵腕的話，那麼這一鐵腕既要粉碎民主派，又要粉碎其他鐵腕覬覦者的競爭，這比“常態專制”只需要維持已有秩序更難，因此通常會導致所謂“亂世重典”。靠比過去更軟的“溫和專制”來既避免民主前途，又克服混亂與權力競爭，很少可能。  　　二是新強權通常都與“不穩定民主”之前的傳統強權方向相反，例如傳統若是右翼專制，則新強權就是左翼專制，反之亦然。  　　法國革命初期混亂之後出現的拿破侖帝國是一個對內鎮壓波旁王黨、對外“輸出革命”而與歐洲幾乎所有傳統王朝敵對的“反傳統”帝國；德國魏瑪共和之後的納粹極權是一種來自下層的右翼民粹暴力，與魏瑪前的普魯士容克貴族政體大異其趣；在俄國取代二月民主的布爾什維克專政與以前的沙皇專制、中國民初亂世後的“黨國”專政與前清的專制之“反向”，更是眾所周知。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混亂民主”之前與之後的專制也幾乎都是寡頭強權(考迪略主義)與民粹強權(庇隆主義)的更替，並非同一性質強權的重複。而歷史上已經日暮途窮的舊強權即便能“複辟”，通常也只是走向民主過程中的一件外衣，而不太可能重新“強”起來。如英法兩國當年的複辟王朝、今天東歐民主制下“重新上台”的左派政黨(實際上根據今天的史學研究，中國當年假如袁世凱乃至張勛支持下的溥儀真能“複辟”帝制，其君主立憲的程度也會大大超過清末“新政”，而專權程度不太可能超過後來的“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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