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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越勝：輔成先生

http://www.CRNTT.com   2011-10-30 09:58:45

過一周，先生又來上課，第二講從赫拉克利特一直到巴門尼德。先生有意把這兩人放入一個單元，這樣可以結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赫拉克利特的讚揚來反觀巴門尼德的思想。先生認為赫拉克利特實際上是把人當作自然界的一部分來觀察，可以稱得上是個自然的一元論者。他從自然界的變動不居推論世界本質是永恒的變易，我們可由此推廣至人類社會也充滿了變易。對立面的鬥爭與統一是這種變易的表現形式。當時我理解先生是想借此打通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以符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和毛澤東在《矛盾論》中陳述的原則。那時我尚不知道毛澤東的《矛盾論》大半借用蘇聯黨校的哲學教科書，所以免不了衷心敬佩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位深思雄辯，縱接希臘，橫貫東西的大哲學家。  　　  　　課間休息時，我把準備好的字條交給先生。我的問題是因讀列寧的《唯批》而起。那時毛澤東的《實踐論》是讀哲學的日修課，在辯證唯物論的真理論中，實踐標準是至高無上的。列寧在《唯批》中卻認為實踐標準並不是絕對的，它永遠不能達成對真理的完全證實。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也有類似的表述。若從康德哲學論，《實踐論》中所談的實踐之為真理標準仍屬知性範疇，它不過是知性運用範疇統一感性材料的過程。而列寧對實踐標準絕對性的保留卻與康德界定理性認識能力相通。既然實踐之為感性活動不能絕對判定真理，康德的物自體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這個想法在當時有點大逆不道。但難道不正是先生講到了哲學的愛智本性嗎？就算因無知說錯了，想先生也會寬容。先生看了一下我的問題，說你讀書很仔細，這個問題幾句話說不清楚，下次我帶些材料給你，有些問題書讀到了自然就解決了。先生的這句話讓我受益終生。後來讀書治學每逢難解之處，就想起先生的話。  　　  　　那天課程的第二部分先生講巴門尼德。先生用英文念出巴門尼德的名字，重音放在第一和第三個音節上。在第一個音節上還帶上點“兒”音，聽起來很特別。我一下子就記住了這種讀法。後來讀西哲史，對巴門尼德的稱謂總是隨了先生的念法。先生很看重巴門尼德的思想，雖然也批評他的僵化的唯心主義存在觀，但卻告訴我們巴門尼德在哲學史上是承前啟後的人物，他對存在的解釋開啟了本體論的先河。  　　  　　先生的講課激起了我“狂熱”的求知欲。從前以為自己還是讀了幾本書的，在廠里小兄弟之間也有點賣弄的資本，一不小心也拿自己當了回事兒。聽了先生的課，才知道自己簡直就是一張白紙，至多上面揉出了幾道褶子。於是痛下決心要刻苦讀書。可那時候，找書難呀！就先生講過的這些內容，背景知識就涉及希臘歷史、文化史、人物傳，哪裡找去？清河鎮上有個小飯館，是我們常去喝酒的地方。對面是個新華書店，進門一股子土味兒。陳列社會科學書籍的架子上就那麼幾大色塊：深藍 ——馬恩全集；鮮紅——毛澤東選集；深棕——列寧全集；屎黃——斯大林全集；暗紅——馬恩選集。一次和同學在小飯館喝完酒出門乘興進了書店，翻了半天，找出一本康德的著作《宇宙發展史概論》，算是難得的收獲了。  　　  　　又到先生來上課的時間了。現在每周就盼著聽先生的課。先生很快將希臘哲學梳理了一遍，跟著開始講授羅馬哲學，盧克萊修、琉善一路道來，讓我如沐春風。那天課間休息，先生在門口朝我招手，我急忙走過去，見先生從他那只黑色人造革提包里拿出一本書，說康德的著作不好讀，藍先生的譯文也不好懂。大約是前次他問起我讀了康德的哪些書，用的誰的譯本，我便如實講了。先生輕拍手里拿著的那本書，說這本書講得清楚，譯文也順暢些，你可以讀一讀，有問題再討論。我接過書，厚厚的一册，書頁有點黃，是斯密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解義》，倬然譯，商務印書館出的。我謝過先生，回到座位上翻看，突見書中夾著一張紙條“供工人師傅批判參考”，心頭一緊，才意識到先生授我此册是冒著風險的。  　　  　　七五年，文革已經氣息奄奄，但正因其將死而愈見凶險。先生這一代人被肆意淩辱二十餘年，校園中也多見弟子反噬恩師的孽行。我與先生僅幾面之緣，片刻交談，先生便將這屬於“封、資、修”的書籍授我。這絕非先生對我這個毛頭小子青眼有加，而是我提的問題引先生“技癢”，那是久違了的“思想的快樂”。先生夾個紙條來遮人耳目，卻掩不住幾十年矻矻求真的一瓣心香。後來年歲漸長，閱歷略豐，才明白那些真正投身思想事業的人，大半有犯難而上的勇氣，正如蘇格拉底寧死也要對弟子講完最後的思考。當海德格爾深悟到“思想之業是危險的”時候，他絕想不到中國的運思者面臨的是雙重的危險：理念與人身。  　　  　　自當局四九得鹿，緊追蘇聯，院系調整，改造大學，又以洗腦為萬事之先，以致大雅無作，正聲微茫，詈詞橫行，邪說盈庭。及至文革，校園皆成戰場，師生半為寇仇，荼毒心靈，奪人性命，一至斯文塗炭，為華夏千年所罕見。在此暴虐之邦，先生心中寂寞啊。碰到能談及學理的機會，先生便不願放棄。後來讀到先生寫於一九三八年外敵入侵時的文章《中國文化對目前國難之適應》，更明白先生的舉動是他畢生信念的反映。先生說：“古代希臘人雖然一個也沒有了，但只要人類還存在著，他們那些寄托其理想的活動力之文物，流傳下來，就會給我們後人以莫大的啟示、鼓舞和慰籍。我們很可感覺到幾千年前的人類精神文化，那些天才的靈魂與人格，與我們息息相關，並對我們殷切關照。”  　　  　　我把先生授我的書認真讀了，對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理數有了粗淺的了解，但對先驗辯證論一節總覺模糊，以為康德論述純粹理性的二律背反總有扞格不入的地方。越讀書問題越多，課下我向先生表露了這個意思。一次課後送先生下樓，先生突然說，你有時間可以到我家里來，這樣可以多些時間談談。說完遞給我一個舊信封，是別人寄給他的信，上面有地址：“北京大學朗潤園十公寓204”。先生說你可以在周末不上課時來，我總是在家的。我極喜能有機會再聆教誨，便把這個舊信封仔細收好，心里盤算著哪天去叨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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