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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知青對歷史的反思

http://www.CRNTT.com   2012-06-09 09:07:57

文革第三年，1968年夏天，我們這些“紅衛兵小將”在被利用以後又被徹底拋棄，全部成為“替罪羔羊”，山上下鄉和發配邊疆。 　　之所以說我們這批山上下鄉“紅衛兵”是“替罪羔羊”。因為當年我們這些中學“紅衛兵”在文革初期僅起到破壞秩序的作用，那時我們還小不會整人和揪鬥各級領導幹部。 　　隨文革深入我們只會到大專院校“紅衛兵”那裡看看大字報、助威起哄。至於12歲到15歲的初中生甚至沒資格加入“紅衛兵”，偶爾只有人加入“紅小兵”，絕大多數只是呆在家里玩耍或陪伴父母擔驚受怕。這些初中生在文革中連助威起哄的資格都沒有。 　　從文革中的情況及以後披露的內幕看，真正被政客操縱利用打砸搶、整人的血腥“紅衛兵”是那些大專院校和黨政機關單位的造反派。 　　1968年夏天，在發動文革之人看到政治目的已達成，留下這些被教會“懷疑一切”“造反有理”的“紅衛兵”，只能是新政權“革委會”的禍患。 　　客觀地講剛剛學會獨立思考，又沒有既得利益的中學“紅衛兵”，在文革中只是知道了黨內鬥爭太多的醜聞和黑幕。許多人對“文革”失去熱情和信心。 　　其實，北京幾個著名大專院校“紅衛兵”頭目失控，不聽召呼。才是令始作甬者十分頭疼的真正原因。1968年7月28日，發動文革之人十分惱怒，召見大專院校聶元梓和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這紅衛兵“五大領袖”，把他們狠狠批評之後，使5人下台，派工、軍宣隊進駐北京高校。 　　隨即大規模“知青”上山下鄉動員開始，時間是1968年8月。動員是以最高指示命我們以 “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方式，到農村去接受洗腦做農民。 　　當時的最高指示是“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細心的人會注意到，這條最高指示有兩層意：一是去向，二是地位、方法。 　　去向：當然是上山下鄉。地位：下去以後知青在農村地位：是被動的。最高指示使用的詞匯是苛薄的“再教育”，而“再教育”一詞是精神病學的專有詞匯，意在要我們像精神病人那樣忘掉過去，在農村重新做人。方法：是讓知青接受農民教育（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農民能教育我們知青什麼？下過鄉的知青都知道，無非是接受現實，逆來順受，吃苦耐勞和自生自滅。 　　最高指示連知青到農村去的些許積極意義都不肯講，例如：知青能帶去知識、文化改變農村文化落後面貌。可見他打發我們上山下鄉並無善意。 　　至於廣泛使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是毛給50年代知青題詞，新聞媒體拿出來忽悠本屆知青。在人多地少，農業經濟被人民公社化完全破壞掉的貧窮落後農村，去些知青能大有什麼作為？！只能和農民一樣辛勞，一樣忍饑挨餓，最終自生自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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