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

中國經濟：要穩增長就必須穩投資

http://www.CRNTT.com   2012-08-17 08:37:50

2 　　中國的高投資源於中國難得的高儲蓄優勢，這種優勢正在減弱 　　一個國家經濟要更快地增長，需要更高的投資，而更高的投資必須有更高的儲蓄支撐。可惜高儲蓄並非想要就要，想有就有。它是受一國的經濟發展階段、人口結構、制度環境等多方面因素決定的。其中，經濟發展階段和人口結構及體制改革紅利是決定中國高儲蓄率的主要因素。 　　從經濟發展的階段來看，發展經濟學理論及發達國家和一些成功實現工業化的新興國家的發展歷程表明，在經濟發展成功地從起飛階段向更高發展階段轉變的時期，往往是經濟發展速度較快，人們收入提高迅速的時期。伴隨著國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它們的邊際消費傾向會趨於下降，相應的剩餘-儲蓄傾向會趨於上升，這種儲蓄率的上升正好又為工業化加速創造了條件。 　　但隨著工業化進入後期階段，伴隨居民收入增長的邊際消費傾向的下降，速度會自然放慢接近自身極限，相應的，儲蓄的增長速度自然放慢，儲蓄率會穩定下來，甚至趨於下降。 　　我們把全世界的國家和地區分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五個層次，對這五個層次國家和地區，從1970-2010年的平均儲蓄率進行比較即可發現，低收入國家和地區的儲蓄率在這近20年時間裡翻了一倍，而高收入國家的儲蓄率呈下降趨勢，中等收入國家的儲蓄率相對較高。處於起飛階段國家的儲蓄率明顯高於發達國家，1990年代以後，高出近10個百分點。 　　可見，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消費和儲蓄的比例會自然發生變化，儲蓄率從低到高，再會經歷從高到低的過程。這種現象在所有經歷了經濟發展階段成功轉型的國家都客觀存在。這一客觀規律恰恰為工業化加速創造了高投資的條件，並促進經濟發展更快地向成熟階段轉變，從而使高儲蓄走向自己的反面，而進入高消費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居民收入年均實際增長超過7%，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從改革開放初期1978年人均343.3元增加到2010年的人均19109.4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133.6元增加到2010年的人均5919元。 　　伴隨收入增長，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經歷了一個從高到低的遞減過程，相應的，居民的儲蓄潛力得到了很大提高，這為中國的高儲蓄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從1978年到2011年，中國居民的儲蓄率從12.4%上升到39%。 　　從人口結構來看，這20多年來中國特有的人口結構可能是解釋中國高儲蓄率的一個相當關鍵的因素。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恰好是中國工業化加速和60年代出生人口形成勞動力高峰的重叠期。 　　豐富的年輕勞動力供應從兩方面提高了中國的儲蓄率：一是勞動階段也正是創造財富、收入增長快於消費增長、形成儲蓄積累的階段。二是大量新增勞動力所形成的勞動力市場供給遠大於需求的趨勢，壓低了勞動力成本，相應的增加了企業的利潤，成為企業儲蓄，即所謂人口紅利。 　　根據中國歷次人口普查的情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一直處於上升階段。1982年這一比例為61.5%，到1990年上升為66.7%，2000年為70.2%，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已經達到74.5%。根據我們的計算，中國的儲蓄率與國民收入增長和勞動人口占比正相關，勞動人口每個百分點占比的變化會影響儲蓄率2個百分點的上升或下降。 　　近年來，計劃生育政策對中國勞動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逐漸顯現出來，勞動人口年齡呈現出快速上移的趨勢。根據2004-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調查樣本數據和抽樣比推算，35歲以下勞動人口呈現持續淨減少趨勢，推算數據顯示2009年全國35歲以下勞動年齡人口為3.727億人，較2003年減少3738萬人，規模下降9.1%，年均減少約623萬人。 　　同時，1990年代後中國新出生人口大幅減少，總撫養比逐年上升，這些變化都將壓低居民儲蓄傾向，拉高消費率。可見，中國即將面臨一個消費率自然上升，儲蓄率自然下降的趨勢。可以說，消費時代不請自到，使中國面臨工業化現代化尚未完成而提前進入高消費階段的困境。 　　從制度紅利來看，整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帶來的就是制度結構的變化，這種制度結構的變化一方面帶來國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帶來了企業效率的快速提高，這都為中國企業儲蓄的快速增長創造了條件。 　　中國的儲蓄結構具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是，企業儲蓄占比大，且提高很快。從1992年至2011年，中國企業在整個儲蓄中的占比從32.2%上升到42.8%;而居民儲蓄占比則從55.7%下降至47%。 　　這一方面反映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因素，即企業占比過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國國有企業體制改革的成功和其他各種所有制企業的發展進步，經營效益明顯提高，發展後勁充足。但隨著制度結構的日趨成熟，制度變革所帶來的紅利會自然趨於下降，由此而來的儲蓄來源也會趨於減少。 　　基於上述原因，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高儲蓄並非源於居民不消費、少消費，而是源於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中國特有的人口結構及制度變革，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特殊機遇，而非我們想要就要，想有就有的。是上天賜予我們的特殊禮物。我們應倍加珍惜，好好用於增加國民福祉。否則，機遇即將消失，支撐高投資的高儲蓄條件不再存在，經濟很有可能步入一個由高速轉入中低速時期。這時，我們的工業化現代化任務遠未完成，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很大。國家很有可能會陷入一種未富先老的狀態。工業化現代化的完成可能因我們喪失高儲蓄和高投資而遙遠無期，甚至變得遙不可及。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