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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失蹤的大師

http://www.CRNTT.com   2013-01-02 09:22:43  


 
得到的和失去的,孰輕孰重?

  中美建交後第二年,李濟老友趙元任回大陸訪問,當天就打聽李光謨的消息要求見面。一見到他,趙元任就讓太太立刻給美國的女兒打電話,要她轉告李濟夫婦:我見著你們的孩子了。他還拿出相機給李光謨拍照,想寄去台灣。不料那個膠卷已經過期了,照片沒拍上。好在口信是帶到了。母親聽說後喜出望外,大哭一場。因為多年沒有音信,他們以為孩子已經死於“文革”。

  之後,兩代人又恢復了通信,次數並不多。張光直來訪問大陸時帶過兩封,弟弟李光周在美國讀書時就由他來回轉。剩下的時日已經不多了。

  1975年11月,母親去世兩天後,李光謨收到一封美國來的電報,得知這一消息。母親彌留之際在病床上說了一句“我要回家”。後來父親在給他的信中說,你母親去世的時候說她要回家,當然也包括你的家。

  當年離開父母那麼決然,李光謨怎麼也沒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的兒子也會離開。

  1950年代初,他和學俄文的同學結了婚,生育了一兒一女。在困難時期,兩個孩子還小,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家里總是能收到從香港寄來的黃油和奶粉,一兩個月一次,寄了兩年。他當然清楚,那是來自什麼地方。後來這邊不讓寄物資,但十天半個月一回的通信還能維持,直到“文革”。

  兒子李平1953年出生,1965年考入清華附中,剛讀一年就是“文革”。此後,他去吉林插隊,又到油田當了工人。1977年高考恢復,他的志願是北大歷史系,卻因為持續高燒連體檢都沒能參加。等到被送回北京,他已經連站都站不住了,後來在醫院被確診患了白血病。

  住院期間,毫無精力的李平沒能跟父親有更多的交流。半年後他離開了。那一刻李光謨突然覺得他的遭遇竟跟父母如此相似。“我捫心自問,我這一輩子,得到的和失去的,掂量掂量,不知道哪頭輕,哪頭重。”

  以前他沒能像別人那樣承歡父母膝下,以後恐怕也不會有機會了。但中國的事很難說。1949年不離開就算盡孝了嗎?當年把父母爭取過來,跟自己一起革命,又算不算是孝?那些年中國知識分子經歷得太多,讓人連大聲笑的機會都沒有。

  就只能這樣了。

決定命運的精神負擔

  當年的夥伴或留在大陸,或遠走海外,或改行轉業,對李濟而言,整理出版殷墟的研究報告是一件無法移交的“精神上的負擔”,“若是有一件事,決定我的卅年來的命運,也就是這一件事”。然而,肩上的事情越積越多,他不知道怎樣才能躲開它們。“現在所抱的也只是愚公移山的人生觀……”

  1955年董作賓因為生計問題去了香港,李濟接任了史語所所長,也許出乎他本人的意料,這個所長一做就是17年(卸任後為“終身研究員”)。

  台灣當局一度以“反共複國”為名,要求學術為政治服務,史語所也受到影響,間諜情報人員、經過脅迫而參加的人員、特意混進來的人員出沒其間。李濟再三要求學術與政治“分家”,使史語所有機會成為“中研院”在辦公時間惟一沒有公開政治活動的地方。

  所長任上,他主持出版了26巨册《中國考古報告集》、5大册《中國考古報告集新編——古器物研究專刊》、19本《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1970年代中,李濟懷著歉疚的心情說,“我們還未做到我們應當做的一切。”事實上,他所主編的4册論文集《中國上古史待定稿》在他生前也只出版了一册。但他無疑已經就此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

  後來張光直這樣談論老師,“我強烈地意識到,李濟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絕美國一些大學提供職位的邀請,沒有移民過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須留在國內看到安陽研究的全過程。”

  李濟認為,人生短暫,無法兼顧太多,與其求廣博,不如求精到。因此資料的匯集與長期定心致力某一範圍的研究是必要的。

  他的晚年無疑是寂寞的,尤其是1975年相濡以沫的夫人去世時。辦完喪事那晚,學生李亦園陪他到很晚,“他留我在他家住下來,我因睡不慣生床而沒有答應他,他很有失望之意。”事後李亦園很後悔。

  1961年,李濟被確診患有糖尿病,醫生交待他要按比例進食米飯、肉類、蔬菜。他實在太“科學”,竟把天平帶到宴會上去,吃什麼東西前都要稱一下。

  後來,和陳寅恪、錢穆一樣,他的眼睛和腿腳也出了問題。當年斯文赫定告訴他,3年不回到駱駝背上,就感覺腰酸背痛;而他認為考古人不一定要在駱駝背上,只要有動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覺到一種“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快樂。現在這種快樂正無可挽回地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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