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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劍：中國的“邊緣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3-04-24 10:37:51

邊緣人物改寫歷史 　　邊緣革命的主體必然是邊緣人物，這是一個不可被忽略的敘事部分。 　　在1980年代改革史上，以“傻子瓜子”年廣久、“承包大王”馬勝利、“襯衫大王”步鑫生和小崗村幾個農民為代表，從社會最底層脫穎而出，成為那個時期的改革先鋒。雖然最後曇花一現，但是他們激活了改革熱情，書寫了改革史的最初篇章。他們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他們身後，是一大批不為人所知的邊緣人群，因為各種原因，被體制早早淘汰出局，只能被迫在社會邊緣地帶尋求生機。中國的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就是由這些人開拓出來的。 　　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但是人民群眾何時真正成為過歷史主人？決定歷史的主要力量還是那些英雄、精英和領袖，人民是在他們的主導下，按他們設計和規定的生活方式生存。惟有上世紀80年代，邊緣力量的自發行為推動改革，改寫了中國歷史。邊緣力量是由無數邊緣人物組成的，他們在極其艱難的生存壞境中，依靠生存本能、常識和最低限度的知識，在堅硬的體制外面，像螞蟻啃骨頭那樣，一點一點開掘出自己的發展空間。 　　事實上，自1990年代以來，尤其是在最近10年，在國家權力大幅膨脹和國有經濟大幅增長的同時，社會邊緣力量一直在自主運行著。隨著時代的進步，它們所要完成的任務也發生了很大的轉變。1980年代的四大邊緣力量主要限於經濟領域，它們共同追求的是經濟上的各項權利；而1990年代以來形成的社會邊緣力量，有著更廣泛的訴求，不僅涉及經濟和政治權利，而且涉及環境保護、食品安全、公共服務、慈善捐贈、消費者權益保護、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等幾乎所有社會領域。尤其是在涉及公民財產和人身權利時，來自邊緣力量的抗爭，推動了這個時期僅有的一些制度進步。 　　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在媒體人和法律人的推動下，迅速演變為一個全國性討論，城市遣送收容制度成為眾矢之的，國務院廢除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2009年的“唐福珍自焚事件”，民怨沸騰，國務院推出了新的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2012年陝西鎮坪強制墮胎事件，激發了國人對計劃生育制度的廣泛質疑，普遍要求終止這個制度。“任建宇勞教案”和其他幾個勞教案，在媒體和維權律師的積極干預下，動搖了存續50多年的勞動教養制度。“烏坎事件”的意義更為重大，表明農村領域的改革已從權利進入到權力階段，農民已經意識到，沒有政治權力，經濟權利就無法得到有效保障。 　　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社會和政治進步，來源於底層力量的推動，來源於邊緣人物的遭遇和命運。他們身不由己地被捲入一個偶發事件，他們的悲慘命運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進而引發制度變革。他們其實並不是孤立的個體，他們遭遇的苦難和迫害，對所有不享有特權保護的人們都具有同樣的現實性。這些邊緣人物以他們的受難，喚醒了社會各個階層的權利意識，由點到面，從下到上，逐步形成了推動制度進步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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