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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暴力結構的新變化

http://www.CRNTT.com   2013-10-12 09:56:22

有必要承認這一點：普通人，尤其是沒有防禦傷害能力的弱者，無辜地用安全甚至生命，為中國的一些問題、一些人的處境、一些人的心理埋單的時代，已然來臨。倒在河南安陽公交車、成都大街上的無辜或勇敢的人們，以生命為代價，正在作出這種警示。 　　國家力量，整個社會，因此面臨著極大的考驗。 　　面對這些問題，理性地澄清它們的發生邏輯是十分必要的。 　　社會的運行會產生成本，而在問題很大時，成本包括了人們的安全、財產和生命。由於強者具有更強大的防禦能力，這些成本，往往就是由沒有防禦能力的弱者來承擔。換言之，就製造傷害、製造暴力的溫床而言，中國社會中的強者和弱者，在責任與成本分攤上，既不對等，也不公平。 　　基本上，普通人，要無辜地為現在的三種情況用安全甚至生命埋單：1、強勢群體在利益分配上對弱者的剝奪所產生的社會怨恨；2、社會底層“生存與心理競爭中的失敗者”對社會的殺戮式攻擊；3、一些心理、性格畸形者，以對社會的殺戮來解決自己的心理、性格問題。 　　可以看到，每發生一起所謂的“報復社會”的大規模殺傷性事件，比如陳水總縱火燒公交車，比如成都的公交、大街殺人，輿論千篇一律地把問題指向“體制”、“社會”，是一種思維的懶惰，因為3的情況就不符合這種話語，2往往也不是。 　　這類話語很容易就會預設，任何一個在公共空間中，超出了純粹的刑事犯罪範疇的暴力事件，都有一個“體制”和“社會”的背景，這些事件的發生邏輯可以追溯到這些背景，從這些背景中得到解釋。 　　這是毫無意義的。我們的任何一種社會行為，都可以找到背後的社會背景，而在當下，要找到體制背景也相當容易。但背景只是可能會影響到行為發生或不發生的或強或弱的因素，邏輯上，並不能說就是它導致行為的發生。換句話說，在邏輯上，社會的背景，和一個人的殺人，是兩個獨立的事件，不可硬性地扯成因果關係。 　　這是認知上的錯誤，它會帶來嚴重的後果。把責任推給“體制”和“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恰恰迎合了行凶者的心理需求：把責任給推出去—他們行凶前，為了突破心理障礙，能夠下得了手，第一件要幹的正是這個事情。輿論合理化了他們的行為，和他們強迫自己所產生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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