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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後危機時代”的國家治理新模式

http://www.CRNTT.com   2014-02-04 10:44:43

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國必能在國家治理模式的新探索中向世界交出一份出色答卷。 　　 　　中評社北京2月4日訊／在全力以赴摸索一種能給世界帶來“共贏”機會、給國民創造出一個共同向往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的時候，我們應密切關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慢慢回歸“裡根經濟學”的國家治理模式趨勢，以及由此而來的新變化。 　　上海證券報發表復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文章認為，在今天的“經濟全球化”環境中，大國的經濟治理方式，不僅會影響在世界經濟舞台中扮演著至關重要角色的本國經濟發展前景，而且還會以非常鮮明的“溢出效應”，影響周邊相互依存度較高國家與地區的經濟，甚至還會左右整個世界經濟抗衡未來“不確定性”的信心。因此，肩負重大使命感的本屆中國政府，正越來越重視完善兼顧當前錯綜複雜環境下“內外衝擊”的“國家治理模式”，爭取早日探索出一條能給世界帶來“共贏”機會、給國民創造出一個共同向往的、美好的“中國夢”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文章稱，在這個時候回顧這些年來各國政府治理2008年以來的全球危機造成的巨大衝擊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能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運用好經濟學內在規律對防止經濟“硬著陸”的積極意義，以及盡快形成“後危機時代”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的重要意義，同時這也能讓我們清醒地看到，“過去”任何對受到嚴重價格破壞的市場幹預的政策，也可能會埋下“未來”通脹、資產泡沫乃至滯脹的隱患。 　　比如，中國政府4萬億積極財政政策和相應配套的寬鬆貨幣政策，以及配合產業振興計劃的10萬億貸款投入，有效緩解了作為“世界加工廠”的中國企業因外需不足可能導致的“產能過剩”而大面積破產的風險，後來再加上“住行消費”的刺激，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民工就業顯著回暖，從而在發達國家還陷在危機所導致的“負增長”困局時，中國經濟依然維持了罕見的“高增長”。但是，現在我們不得不承認當時的“救市”留下了不容回避的後遺症：大規模投資帶來了銀行信貸規模的過度擴張，尤其是不少地方政府出於政績的考慮，不顧發展階段的內在規律，盲目投資，不僅造成了同質化的惡性競爭，帶來了某些領域嚴重的產能過剩，而且投資來源過度依賴“土地財政”，當這種影響民生和增加商業運行成本的融資方式被叫停後，還有一些地方繼續通過影子銀行渠道解決融資問題，從而使得當地的地方債問題變得更加嚴峻。 　　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由於財政政策手段受到大規模財政赤字的約束，再加上其經濟發展水平已進入高度市場化階段，所以，產業和貿易政策的發揮“空間”以及支撐市場的能力都受到很大制約。唯一能發揮作用的就是貨幣政策手段。的確，在經歷了大蕭條的痛苦之後，美聯儲這次大膽採取了非傳統的“超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其經濟哲學觀結合了“貨幣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精髓。即通過貨幣供給的“價格效應”來創造“有效需求”。而且，為避免貨幣供給跌入“流動性陷阱”，美聯儲的貨幣投放方式非常有針對性：一方面購買長期國債，抬高價格，壓低收益率，起到“一箭雙雕”的正面效應——從國債市場中擠出長期資金，讓它低成本地為實體經濟服務，修復國債這種可作為企業和機構借入資金時的抵押資產的價格，提高企業借款能力；另一方面，通過購買住房抵押貸快債券，促使住房市場價格回暖，讓困在一處的就業人口，隨著樓市交易的活躍度慢慢恢復，處理好過去的“負資產”，帶著良好的信用記錄，去新的地方迎接新生的就業機會。這同時也緩解了這場危機給金融機構資產所造成的最大負面衝擊。 　　在發達國家陣營中，日本央行今天很大程度在效仿美聯儲，儘管股市回暖和日元貶值的效果十分明顯，但2014年開始的為了平衡巨大財政赤字所實施的提增消費稅舉措，以及今後越來越困擾的老齡化和少子化問題等，是否會對其低迷的經濟增長產生更大制約作用，現在還很難說。另外，歐元區在美日超寬鬆量化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衝擊下，從債務危機中走出來的成本會更增加，一點兒都無法掉以輕心。來自企業層面的技術精英們對今天以貨幣政策主導的復甦戰略提出了明確的質疑聲，他們呼籲過去曾給美國帶來競爭力強化和市場活力旺盛的“裡根經濟學”的早日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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