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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遷的歷史之味

http://www.CRNTT.com   2014-05-02 12:20:28

三 　　耶魯大學圖書館的小花園裡有一尊雕塑“知識牛”，牛身上下堆滿圖書和文具，與國內證交所門口同類雕塑一樣，它也傳達某種“牛氣”。 　　《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就緣於1970年代史景遷在耶魯圖書館裡讀到的大清《刑案匯覽》，其中記錄了一宗山東郯城王氏與人私奔後被丈夫所殺的命案，屍體是在雪地裡被發現的。加上《郯城縣志》以及郯城知縣黃六鴻的《福惠全書》中的相關記載，原始材料不過十幾頁。 　　校譯者李孝悌說：“方志這一類資料，在中國史研究中再普通不過，大多數以中文為母語的史家信手翻過，不費吹灰之力，卻從不曾在這些看似因循呆板的資料中，看到任何可以大做文章的質材。”而史景遷看到了，開始了他的歷史重構—— 　　魏斐德記得某個傍晚，他和史景遷穿過衛斯裡安大學的校園。 　　“你最近在寫什麼？”魏斐德問。 　　“我發現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故事之核，”史景遷眯起眼睛，盯視前方：“關於婦人王氏的被殺……屍身蜷縮在雪地裡。” 　　這次費時頗長的書寫中最為特別的是，史景遷引用了蒲鬆齡的《聊齋志異》——依據是大約同一時期，蒲鬆齡在山東寫作，並在命案發生前到過郯城。 　　“對我而言，唯有通過蒙太奇的形式，對（《聊齋》中）這些形象作某些結合，才能超越那個已逝世界中的其他資料，更趨近王氏，表達出她在臨死前的睡夢中可能有的一些想法。” 　　無論如何，故事的主人公王氏是在全書臨近尾聲的第五章（理想國譯本第133頁）出場的。此前，各種姓氏的婦女的故事，共同編織了史景遷想告訴讀者的：當地一般民眾的“面多菜色，體無完衣”、大清的律例、地方賦稅、各種社會制度，以及，婦女卑賤的地位和悲慘的命運。 　　那段王氏臨死前的夢境展示得唯美、優雅，有詩的質感，如果不看上下文，1672年山東的一位裹了腳的婦人在夢中宛如歐洲中世紀的林中仙女，這與隨後而來的謀殺構成一種奇異的張力。 　　史景遷對於歷史想象的探索，在這部書裡達到了頂峰，他將虛構的小說納入材料的方法引來不少批評。“有人喜歡這本書，有人認為太過分了。” 　　而當時第三代漢學家，如魏斐德、孔飛力，都在試圖打破費正清所建立的大版塊的歷史場景再現，從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和精英人物轉向地方史、社會史和普通人。這二人後來與史景遷一道，並稱美國“漢學三傑”。有人總結：魏斐德以選題和史料取勝，孔飛力以方法和視角著稱，史景遷以敘事和文筆見長。 　　史景遷的作品在美國學界也經歷了一個被逐步接受的過程。據鄭培凱回憶，耶魯學風相對保守，早年史景遷常受同行前輩圈點：你英文好，但中文底子不夠好啊；有人說他壓根兒就是用的二手材料；還有人說他根本就是在寫小說。然而，老一輩漢學家如費正清的中文更不好，史華慈的中文也一般，但是他們很用功，很會留意。 　　史景遷有一大一小兩個書房，常常幾個題目一起展開。當他有新發現時，會興奮得同金安平講，投入寫作時，若有電話鈴響，他會不高興。寫作過程中，常有中國來的學生或助手幫他核實材料。即便如此，基本的史實錯誤時常發生，批評者已經一一指出。 　　史景遷的讀者是誰？首先是耶魯大學的學生，其次是略偏左派的知識分子。“耶魯學生很聰明，史先生從來不低估他們，但也知道這些學生沒有這個領域的背景，所以需要照顧，也就是說，他的學問不是在正文裡展示的，學問在後頭，在注腳裡。”鄭培凱說，“其實，學問中最大的東西，還是對文化傳統的一個認識。” 　　70年代，史景遷開的中國近代史課只有四十多個學生。鄭培凱畢業後第一次回耶魯，史景遷悄悄對弟子說：我現在有兩百多個學生了。90年代中期，大陸學者馬敏在古堡高聳、春藤繞墻的校園裡發現史先生的課上每每有五百多人。而鄭培凱再一次回去，發現全校最大的講堂裡，七百多學生在聽史教授從晚明講到當下的中國。為此，史景遷曾獲得麥克阿瑟基金會31萬美元的獎教金。 　　他於1990年出版的三卷本《追尋近代中國》，取代費正清、徐中約的同類通史，成為美國大學裡最受歡迎的教材——這意味著，年輕一代的西方人從他的敘述裡開始了解中國。2013年，他完成了對這部教科書的第三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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