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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暴恐”不能一味“嚴打”

http://www.CRNTT.com   2014-06-25 09:26:29

新疆問題的社會危機 　　之所以說新疆問題是複雜的，是因為新疆問題集中湧現在近二三十年。儘管1930和1940年代新疆曾接連爆發過兩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但是在1949年新中國建國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新疆的“東突”思想幾乎銷聲匿跡。 　　在文革結束之前，中國通過階級鬥爭理念的推行和對“大漢族主義”及“地方民族主義”的雙重批判，建立起了共產主義普世價值兼中華民族價值雙重性的中華民族認同。不過這種民族政策並未能夠融合地方民族性。相反實踐中的一些“極左”做法，為民族矛盾的反彈埋下了伏筆。 　　文革結束後，國家意識形態控制的相對放鬆，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表現為了少數族裔文化本位性意識的恢復和中共國家民族政策的“撥亂反正”。新疆如今的混亂局面某種程度上，同80年代初民族政策的調整有關。雖然當時政策調整的初衷是為了糾正了過去民族事務方面的“左”的錯誤，但是簡單的民族身份的賦權行為，卻刺激了族群意識的增長和更大的民族本位性權利的訴求。 　　當下新疆的問題，是整個中國所面臨的社會問題的縮影。80年代之前中國社會的基礎性結構，大致是穩固而缺乏流動性的單位制，工廠、機關、學校、社隊、街道等，不僅是人們生產生活的場所，也是人們精神和道德模式的寄托。然而80年代之後，社會流動逐漸頻繁，原有的社會結構不斷瓦解，而新形式下的基層結構腐敗蔓延，民眾的信任感不斷降低。所以80年代以後，一方面，整個社會的管控能力下降，地區、職業、生活的流動性也更為簡易頻繁；另一方面，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也逐漸冷漠，既缺乏組織關懷，也缺乏鄰里互動，社會鬆動勢不可擋。 　　在此情況下，各種宗教力量迅速填補空缺，成為了新的精神寄托和溝通中心，內地增多的基督教、佛教信眾和新疆日益嚴格的伊斯蘭教義就是這種趨勢的體現。原有的價值依托體系崩潰，新的文化、教育和社會體系無法有效的保障廣大維族群眾的生活生產需求。當內地社會都無法在轉型中有效解決精神和社會變動帶來的挑戰時，處在“現代化”和“漢化”雙重挑戰的維吾爾族，必將面臨更大的危機，暴恐犯罪也頻發也就不足為奇。 　　頻頻發生的暴恐犯罪，需要通過嚴打以強勢進行威懾和遏制。但是單純地強調打擊，而忽視了產生暴恐的社會根源，將為新疆未來的安定帶來巨大的風險。頻發的新疆或涉疆暴力恐怖案件，在一定意義上，並不說明新疆有多麼特殊，內地有多麼安定。 　　作者是以色列海法大學政治學院國際關係系博士研究生 　　來源：聯合早報2014年0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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