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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台獨分離主義者政治心理根源為何

http://www.CRNTT.com   2018-03-12 00:09:53

利用認知失調理論，可以清晰地說明分離主義者的政治心理。我們試以台灣在日據時期的教育政策與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執政時期的教育政策為例；曾經擔任過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日語翻譯，在台灣出生，日本神戶長大，戰後以華僑的身份回歸祖國的林麗韞回憶表示，他的父親十分關心教育，對於日本殖民地台灣的不平等環境，充滿了不信任與不滿。以當時的中學教育為例：一中、一女是日本人讀的學校，二中、二女才是台灣同胞子弟學習極為優異者可以就讀的學校⑥。我們再以台灣大學的前身、台北帝國大學為例，1927年創校，台北帝大每年預定招收學生40名，分別為農學科20人、農藝化學10人、化學科5人、生物學科5人。1931年第一屆畢業生出爐，其中理學士6人、農學士26人。農學士中僅有3位台灣同胞。從1931年至1946年止，理農學部共舉行十七屆畢業典禮，畢業生509人，台灣學生僅有38位⑦。 　　1919年，第一代文官台灣總督田健次郎呼籲要“一視同仁”，並且在1922年頒佈了新教育令。因此基礎教育在台灣確實得以逐漸普及。但是日本人的內心，真的是希望做到“一視同仁”嗎？我們檢視一下有關高等教育的數據即知，日本戰敗時，台灣的人口比例是台灣同胞600萬人對日本的32萬人，即使是因為戰局不利，由於“學徒出陣”（學生被征召入伍參戰），使得日本人學生的比例減少，但是在1944年台北帝國大學的文政學部中，日本學生對台灣學生的比例仍然是30比2；“學徒出陣”之前的1943年，日本學生對台灣學生的比例則是164比3。除了醫學部因為日本發動戰爭與台灣社會日常需要，基本能夠達到一比一的比例外，其他學部的日台學生比例，都極為懸殊。日本人在台灣的教育政策，其真正目的在於“足堪驅使”以擴大與深化日本的殖民利益⑧。所以台灣總督府強調的“一視同仁，內台共學”，確實就只是個口號。 　　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除了戒嚴時期，黨政軍的高級領導階層偏重任用外省人之外，多數的台灣同胞不管是在教育、經濟，與各行各業方面，均有著與外省人並無二致的公平競爭地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徹底消滅了類似農奴的租佃制度，讓台灣農民以非常低的代價獲取了農地的永久所有權。若以“德政”的角度來看，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相對於中國國民黨的統治，絕對是瞠乎其後。但奇怪的是，有不少台灣同胞寧願牢記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所犯下的錯誤，卻不願意公開承認中國國民黨的政績。個中原因，除了民進黨政客們的故意操弄奏效以外，主要還是因為對自己人（中國國民黨、大陸漢人）的期待不同，所以一旦受到自己人的傷害，內心的創傷感會放大，而且在沒有真正完成和解儀式，化解心結，並且解除不安全感之前，將難以原諒自己人。因為基於中國人的“倫人”特性，這種反應可以把對自己有傷害威脅的“自己人”暫時區隔開來，並且合理化自己以差別待遇（不同規矩）與之相處的正當性。 　　換言之，台灣當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美化，一方面是因為部分台灣同胞缺乏歷史知識，另一方面則是在同一族群之內對自己人（中國國民黨、大陸漢人）統治的不滿反應。我們必須指出的是，操弄這樣的分離意識，對民進黨政客有非常大的政治利益，這也是這種心理能夠在台灣一直延續的重要原因之一。 　　認知失調的方式有兩種，最簡單的方式是邏輯上的不一致。如果說所有的馬都是黑的，那麼見到某匹馬是白色的，則個體的認識就會產生不一致，失調就會隨之產生。態度與行為之間的不一致，或者同一個體的兩種行為不一致最容易導致失調，一個人在態度上可能反對吸煙，那麼“我反對吸煙”和“我吸煙”就是兩種矛盾的認知，個體就必然產生認知失調。這種範例同樣可以應用於兩種不一致的行為⑨。在論及失調對行為的影響時，利昂·費斯汀格做了兩個假定：⑴當失調存在時，由於個體心理上會產生痛苦，所以個體會試圖減少失調，達到認知和諧，以減少心理上的不舒適體驗。⑵當失調存在時，除了努力減少失調外，個體還會積極地避開可能導致增加失調的情景和信息。減少失調可以通過三種方式完成：⑴改變自己對行為的認知（尋找合理化的解釋理由）；⑵改變自己的行為；⑶改變自己對行為結果的認識（改變態度）⑩。 　　根據利昂·費斯汀格的理論，他們除了會刻意迴避承認他們就是中國人的一切證據，以免加劇自己的認知失調情況外，他們還可能會有以下三種選擇：⑴他們告訴自己，他們所排斥並不是同一個族群的人（不是自己人），所以心理就不再會有負擔；⑵不再排斥他們（中國人），那麼以後心理就不會有負擔。⑶雖然排斥他們（中國人），但現實上並未造成排斥結果，所以心理不必有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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