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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新時代對台戰略調整方向

http://www.CRNTT.com   2018-05-01 00:05:46

二、“以我為主”：大陸對新型兩岸關係的積極建構 　　新時代是我們制定國家戰略的出發點，也是制定對台政策的出發點。對於大陸來說，如何結合新時代這一大背景，進一步將大陸戰略優勢有效地轉化為對島內社會的影響力，乃至兩岸和平統一的推動力，是當下及未來一段時間面臨的新課題、新任務。筆者建議，大陸的對台政策轉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  　　第一，從被動因應兩岸關係轉向積極形塑和引領兩岸關係。長期以來，大陸對台政策處於半被動狀態，一直受到台灣政黨競爭制度的影響，隨著政黨輪替而被動適應不斷變化著的兩岸關係。目前，大陸日益掌握了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對台工作可以更加自信、大膽一些，格局視野可以放得更開一些，不僅要做兩岸關係的形塑者，還要做兩岸關係的引領者，積極建構“以我為主”的新型兩岸關係。這既是大陸崛起的必然，也是新時代的要求。未來兩岸之間的統“獨”問題，雖然仍會受到島內藍綠力量對比格局的影響，但在根本上取決於兩岸實力對比和國際格局的變化。未來大陸有信心、有能力擺脫島內統“獨”力量消長或政黨輪替的牽引，建立“以我為主”的反“獨”促統的新格局。 　　第二，大陸要積極建構和主導兩岸關係話語主導權。目前，大陸官方積極宣導學術界要努力建構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以便從“話語”上維護中國主權，筆者認為，兩岸關係的話語建構也是同理。譬如，一直以來，台灣的“主權—治權”分析框架及相關論述在大陸流傳甚廣，許多大陸學者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加以使用。然而，“主權—治權”分析框架下的相關論述卻是暗藏“獨台”禍心、企圖用治權架空主權、掏空“實體一中”的不當表述。這些論述表面上承認兩岸主權並未分裂，僅堅持所謂的“治權”分裂，但被其歸為“治權”的諸多權力（例如“行政院”下轄的“國防部”、“外交部”等機構的權力）在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均屬於“主權權力”，甚至“治權”一詞都找不到準確的英文對應概念。因此可以說，“主權—治權”分析框架及相關論述並非嚴謹的學術理論和觀點，而是李登輝當年為在“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框架下維護“中華民國主體性”的理論基石，是一種典型的維持“事實獨立”的理論，其目的是從學理的角度“曲線救國”。 倘若大陸學者看不清這一點，繼續沿用“主權—治權”分析框架，並引用台灣學者在該框架下所作的分析和論斷，那麼就很容易掉進台方的話語陷阱，這非常不利於我們維護一個中國框架。因此，大陸必須積極建構和掌握兩岸關係的話語主導權，而為此我們首先就要建構自己的分析概念和理論體系，只有如此，才能實現“以我為主”、“對我有利”。 　　第三，從過去的兩岸關係論述轉向新時代的兩岸關係論述。過去的兩岸關係論述是兩岸對等、平衡思維下的產物，現在均需重新審視，並做出與時俱進的修正。譬如，大陸是否可以考慮將“新三句”發展為“更新三句”？眾所周知，“新三句”是當年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適應了當時兩岸關係發展的需要，但時過境遷二十餘年，兩岸關係的具體情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大陸是否應該提出更加適應新情勢的兩岸政治關係定位表述？ 再如，20世紀90年代，大陸方面曾說過，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都可以談，甚至未來兩岸統一時的“國名”、“國號”都可以商量，但這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提出的說辭，現在是否需要重新框定？以上這些問題都值得大陸深思。正如學者所說：“我們過去三十年中制定的各種政策，是當時兩岸力量對比的產物。隨著兩岸情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勢必需要作根本性調整，需要有新思維，需要有新辦法。一個強大中國與過去一個弱勢的中國，解決台灣問題應該是完全不同的，這不僅僅是方法問題，還涉及理想與途徑⋯⋯一系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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