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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台灣認同危機與化解之道

http://www.CRNTT.com   2019-07-27 00:05:17

改造台灣年輕人的國族認同，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中評社香港7月27日電/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訪問教授謝大寧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7月號發表專文《認同、歷史真相與歷史詮釋》，作者認為：所謂“新國族建構運動”，是由民進黨與當時國民黨以李登輝為首的本土派所共同進行的，目的當然是為了奪權，既要摧毀國民黨原本的權力結構，也是為了可以鞏固新的權力結構。這種歷史脈絡改變的基點，不是來自於對歷史真相的扭曲，而是來自於試圖改變整個台灣的歷史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以及政治認同。兩種台灣歷史教育中敘事脈絡的競爭，本質上是一種認同的競爭，而不是歷史真相的競爭。如果說這是一場認同之戰，它無法通過釐清歷史真相的方式，靠對所謂歷史證據的論辯來解決，那又該如何解決呢？的確，當問題已經上升到認同戰爭這個層次時，就不會是個容易解決的問題了。認同問題的特質，它是感情性的，不是知識性的，說理、威嚇、懷柔，軟的硬的手段都未必有效。就台灣目前的認同狀況來說，儘管還沒到整體斷裂的地步，但其走向不容樂觀。文章內容如下： 　　序 　　台灣近年來有一場歷史教育的危機，對於此一危機，兩岸許多歷史界的朋友都為之義憤填膺，總覺得似乎該對這樣一種數典忘祖的行為做些事。於是近年來就有不少朋友投入一個工作，就是想把在台灣被獨派分子所扭曲的“歷史真相”找出來、講清楚，認為說衹要能夠還原了歷史真相，應該就可以導正這種刻意的扭曲，或者至少可以在年輕人的認知裡，扭轉他們偏差的歷史知識。這樣的想法當然其情可感，但是我想問的是，這樣的做法有沒有用呢？台灣的這場歷史教育的危機，真的衹是源自於某些人對歷史真相的刻意扭曲嗎？ 　　我想先簡單描述一個歷史場景。那是在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的“總統”民選結束後，發生在當時“總統”李登輝官邸裡的一件事。這件事大概任何管道都不會有公開的記錄，我也不是現場的參與者；但是我一位很親近的老師，當時正好因緣際會，他是座上賓，根據他的親口轉述，也許可以作為一條重要的佐證史料。事情是這樣的：李登輝當選了台灣第一屆民選“總統”後，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率領了許多位“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的所長，在某天晚上到李登輝的官邸去表示祝賀之意，我的老師當時正好擔任“中研院”文哲所的所長，所以他也就躬逢其會了。 　　他們一行人到了李登輝官邸落座後，據我老師轉述，李登輝從他的書房裡出來，陪同他從書房裡出來的還有杜正勝。李登輝與杜正勝應該已經在其書房中談了許久了。他們落座後，整個兩個小時的談話，話題就圍繞著李登輝新任期開始後，要如何透過教育的方式，來改變台灣年輕人的認同。李登輝非常刻意地希望台灣的教育要建立在對台灣的認同上，從台灣的認同出發，才能建立“正確”的認知。而當時座上賓中的李遠哲與杜正勝當然就是最重要的執行人了，因為當時李遠哲正是所謂台灣教育改革的主要負責人，這位在當時有著“神”一般光環的李院長，在教育領域裡可真是一言九鼎還不衹，杜正勝的斑斑事蹟就不用再多陳述了。 　　之所以我要簡單陳述這個歷史場景，是希望給各位讀者一個重要的歷史證據，台灣的這場歷史教育的危機是由政治面所直接發動的，而且是由當時還是中國國民黨的主席所親自發動的。這個歷史判斷大家也許並不陌生與意外，但有這樣一個場景作佐證，應該更可以充分確定這一事實。 　　簡介這件事，告訴了我們一件事，就是改造台灣年輕人的認同，才是整個作為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這點我相信大家也一定都不陌生了，但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還有，就是我們也可以從這裡知道，歷史教育乃是他們選擇的最重要工具，我們必須明確把握這一點，然後才能準確回答本文一開頭就提出來的那個問題。 　　一、改造認同是為了建構一個新國族 　　我們也許必須承認，台灣確實有一塊創造台灣認同的沃土，從乙未割台開始，台灣就脫離了祖國懷抱，一百多年來，不管政治上如何變遷，絕大多數的時間，兩岸都是隔斷的。雖然這並不構成台灣脫離中國的理由，可是要說存在著醞釀這一意識的沃土，應該是可以理解的。東晉、南宋南渡才半個世紀，南渡的人士就已直把杭州作汴州了，可見這本來就是個難解的課題，而台灣內部政治競爭的催化，更讓上世紀最後十年的台灣，開始了這一認同變遷的狂飆。 　　這個狂飆，可以名之為一個“新國族建構運動”，它是由民進黨與當時國民黨以李登輝為首的本土派所共同進行的，目的當然是為了奪權，既要摧毀國民黨原本的權力結構，也是為了可以鞏固新的權力結構。可是這個運動在客觀的世界權力結構下，一直衹能以某種“隱喻”的方式進行著。所謂的世界權力結構，一則當然是北京開始快速崛起，另一則也是美國的曖昧態度。美國始終實質上把台灣當一個“國家”看待，但又必須遵守他自己承諾的一個中國政策，所以他們始終以其影響力，把兩岸制約在“和而不合，分而不離”的架構裡，以維持他們最大的利益。這樣的制約力量乃逐漸讓台灣這些獨派採取“獨台”的策略，也就是說不再以追求台灣“獨立”為目標，而是以在“中華民國”的名義下，追求自我限縮“主權”的“實質獨立”狀態。於是台灣開始流行一種政治上“衹能做，不能說”的隱喻性策略。但為了穩固這樣一種策略，既然政治上可以作為的空間不大，那就衹能在意識形態上，先求在台灣內部鞏固一個“以台灣為名”的新“國族”，於是一個老方式就開始浮上檯面。老話說，欲亡其國者，先亡其史，在這一老的思維中，歷史教育就被首先選為這一運動的工具。其策略就是將“中華民國”的歷史進行切割，把“中華民國”徹底台灣化，並以台灣為主體，重新建立一套以“台灣”為名之“國家隱喻”的“國史”論述。 　　關於這一建構的實質進程，也就是後來圍繞課綱問題所展開的鬥爭，近年來論者已多，筆者也曾有多篇文章談到，此處就不再贅述。對本文而言，我想談的乃是另一個問題，即從方法論的角度上說，這一建構是不是以“扭曲歷史真相”的方式來進行的？之所以要做這樣的方法論層次的釐清，當然是因為有不少人是如此來看待此一問題的，可是真是如此嗎？ 　　二、“台獨”分子是以扭曲歷史真相的方式建構其“以台灣為名之國史”嗎 　　對每位歷史研究者而言，一個老掉牙的史學方法論問題，應該都是耳熟能詳的，也就是說歷史知識並不同於科學知識，歷史知識是通過詮釋的過程而建構出來的，在這個建構、詮釋的過程中，歷史材料的真相衹是一個必要條件，我們可以說歷史材料必須要通過檢驗，我們不能假造史料，歷史材料是有些物質層面之基礎的，一個歷史事件涉及的人地時事物，都是可以查考的，衹要條件許可，我們都必須尊重，也衹能根據真實的材料來進行詮釋性的建構，這都是寫歷史的基本信條。但是歷史材料並不同於物理事件，這主要是因為在一套歷史詮釋中，要如何賦予一個歷史事件以意義，這衹能在其整體詮釋脈絡中來決定，也就是“史家”的主觀在這裡扮演了相當的角色。 　　今天在史學方法論裡大概已經沒有人相信，衹要把歷史材料考證清楚，就可以決定所有的歷史敘事了，那種素樸的考證派史學，應當可以休矣！ 　　這當然也不是說史家可以把歷史材料玩弄於股掌之中，隨他的意，高下由心。這裡好有一個比方，這有點像我們說法官判案的自由心證。法官判案當然必須根據證據，辦案的人必須確保證據的客觀性，不能隨意捏造證據，因為這是法官判案最重要的基礎。可是一個證據的證據力如何，這就需要法官來進行認定了，這一認定當然就是法官作出心證的空間。要知道，大部分的案子對法官而言，證據都不可能非常完整，要從片段的證據作出對全案的判斷，當然有無數的證據漏洞需要法官用心證去填補，法官該做的是根據證據，並嚴守論證的邏輯，從而得出判案的結論。由於法官的結論影響個人權益甚大，因此他對證據的採認規範，以及推論的嚴謹程度，自然要求甚嚴，衹要稍有疑問，所謂罪疑為輕，他也衹能儘可能做出無罪推定。而史家的處境雖類似於法官，可是他的情境還是有點不同，這是因為歷史事件的完整性比法官可以搜集的還更困難許多，他所需要填補的史料空缺更多得多，所以史家要形成心證，就往往必須憑藉更多的如柯靈烏所說的想像，於是史料的證據力評估當然就更有賴於史家的推論了。這也就是說，我們看到太多這樣的例子，同樣一條史料在不同的歷史敘事中，有時會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這恐怕很難說他們是在“故意扭曲歷史真相”吧！我們有時會指出史家引用了錯誤的史料，若是如此，當然要講清楚，錯誤的史料必然導致錯誤的推論，這問題是不能犯的，但是引用錯誤的史料，跟史家對證據之證據力的不同評估，這乃是不能混為一談、必須區分清楚的兩個概念。 　　講清楚這個掉書袋的問題，是希望我們先建立一個共識，也就是當我們指責一個在進行歷史詮釋的人，他扭曲了歷史真相時，這個指責究竟何所指？今天台灣很多寫台灣史的人，的確有許多引用了錯誤史料的問題，比如說“衹有唐山公，沒有唐山嬤”的說法，以及羅漢腳衹能娶平埔族女孩為妻等等，恐怕都不是正確的史料。這時，我們去釐清真實的史料當然是有意義的事，可是也有許多敘事並不是因為取用了錯誤的史料，而衹是因為敘事脈絡不同，因而導致對證據的評估不同所致，這時如果還要再用扭曲歷史真相來說，恐怕這樣的指責就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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