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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來源：汪毅夫提供） |
中評社北京5月9日電（作者 汪毅夫）陳孔立教授嘗謂：“當今研究歷史十分重視田野調查和口述歷史，那是通過當事人或同時代人的口述，了解歷史的真相，可以補充歷史資料的不足。這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有些當事人或同時代人已經留下的文字資料，卻往往被人忽視或遺忘，而這些資料則是第一手資料。因此，從事田野調查、整理口述歷史與發掘被忽視、被遺忘的資料，應當是同等重要的事。如果在田野調查時，能夠‘順便’;發掘此類文字資料，則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陳孔立教授講的是發掘民間文獻的重要性。按照我的理解，民間文獻就是“田野裡的文獻”，它包括私人或私家性質的齒錄、壽言、哀啟、行狀、自傳、書信、家乘、家訓、收據、契約、帳本、墓志、族譜、廟志等，也包括私人或私家收藏的官府頒發的文件如告示禁諭、土地丈單、糧戶執照、官司具結、村社名錄等。茲就民間收藏的官府文件舉例而言之。
例如，台灣彰化吳姓某家收藏的文件裡有一頁光緒十四年（1888）雕版印刷、光緒十五年（1889）三月初九日填寫頒發的 “糧戶執照”（圖一） 。填寫時，原雕版印刷的“拾四年”和“台灣縣”被改為“拾伍年”和“安平縣”。民間收藏的這頁官府文件可資說明和證明：光緒十四年范克承初任“署台南府台灣縣正堂”，後改官職名為“署台南府安平縣正堂”；與此相應，台灣縣改名為安平縣，其時不是光緒十三年（1887）也。當我們尚未能夠查閱更多檔案（如《淡新檔案》）時，民間收藏的這頁文件可以幫我們“了解歷史的真相，可以補充歷史資料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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