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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路徑策略 | |
http://www.CRNTT.com 2024-06-26 11:24:53 |
【摘要】長期以來,香港發揮著連接祖國內地同世界各地的重要橋梁和窗口作用。“一國兩制”下香港繼續保持高度自由開放、同國際規則順暢銜接的優勢。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好“八大中心”的新定位。但是,受內外部各種因素綜合影響,中美關係持續惡化造成香港經濟全面承壓,俄烏衝突加劇了香港金融體系輸入性風險,數字化時代香港“超級聯繫人”功能有所衰退,產業發展的本地化訴求與區域化分工存在矛盾,內部政治社會穩定的不確定性因素遲滯香港人心凝聚,政府與社會治理架構難以解決深層次矛盾,鞏固提升香港競爭優勢面臨不可忽視的挑戰。進入新發展階段,在構建我國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新格局中,香港應強化政治社會治理,加強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功能平台形成錯位產業合作,繼續扮演好“超級聯繫人”的功能與角色,形成與內地其他開放平台的優勢互補和協調發展,在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自身更好地發展。 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新時代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的重大課題。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對新時代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理論內涵、必要性和功能定位的認識得到不斷深化。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明確了香港“八大中心”新定位,一如既往推進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商貿中心、亞太地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等四個傳統中心持續發展,同時提升、建設和發展國際航空樞紐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等四個新興中心,全力支持香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近年來,隨著《香港國安法》實施,以及選舉制度完善後“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落實,香港已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但是,受內外部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中美關係持續惡化造成香港經濟全面承壓,俄烏衝突加劇了香港金融體系輸入性風險,數字化時代香港“超級聯繫人”功能有所衰退,產業發展的本地化訴求與區域化分工存在矛盾,內部政治社會穩定的不確定性因素遲滯香港人心凝聚,政府與社會治理架構難以解決深層次矛盾,新時代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面臨不可忽視的挑戰。本文有針對性地提出新時代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路徑策略。 一、以法治化手段強化香港政治社會治理,鞏固良好社會穩定局面和營商環境預期 香港回歸25年來的實踐表明,沒有社會的穩定就不會有持續穩固的競爭力。以香港與新加坡比較為例,同作為亞洲最知名的兩個新型工業化經濟體,長期以來香港的競爭力和GDP總量都優於新加坡,這得益於香港作為自由港的一流營商環境和回歸祖國後的良好社會秩序。但是,近十年來香港發生的“保育運動”、“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行動”和“反修例風波”等各式各樣的社會事件嚴重衝擊了香港社會的穩定局面和營商環境預期,香港GDP落後於新加坡已超過1000億美元。自《香港國安法》實施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香港已走出2019年社會動亂的陰霾,順利完成立法會選舉和特首選舉,有望形成政通人和的局面,克服長期存在的政治紛爭,遵循法治原則推進深層次政治社會改革。然而,當前香港專業人士和海外投資者對香港政治形勢變化後法治前景存在疑慮,既得利益集團阻礙改革的障礙根深蒂固,政府基層社會治理能力存在不足,等等。這些內部問題都可能影響香港儘快鞏固良好營商環境預期,影響特區政府提升政治社會治理的能力,也會影響香港國際競爭力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為此,香港特區政府應多管齊下,以法治化手段強化政治社會治理。 第一,用好立法權,儘快推進民生立法。2021年3月,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從國家層面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作出系統性修改完善,有效形成了“愛國者治港”的局面,在“一國兩制”實踐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2021年底,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完善選舉制度後選舉組成了第七屆立法會;2022年7月1日,新當選特首李家超正式上任。實行新的選舉制度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治理架構更加高效,并在立法會形成穩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力量,將有效減少政治爭拗和對抗的干擾,強化行政主導,讓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致力於破解香港長期存在的深層次問題。近年來,香港特區政府加強與第七屆立法會的相互配合,凝聚社會共識,協調社會衝突,完成了取消強積金對衝、建設過渡性房屋等短期民生計劃;推進“北部都會區”、“明日大嶼”等長期基建項目;改組政府組成以推進科創、青年工作等。為鞏固良好社會穩定局面,特區政府需要靈活把握尺度,一方面用好“愛國者治港”的良好局面形成共識;另一方面要貫徹好立法會“法團主義”功能,用好立法會協調社會各階層各組別利益衝突、彙集社會各方意見、監督政府官員和項目執行的功能,切實提升民生項目的效率,改善民生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 第二,構建基層服務網絡,設立基層人才順暢晉升渠道,完善基層治理能力。香港的地方及基層治理模式長期存在問題與不足,而隨著近年香港政治生態變化和各類社會運動的發生,部分制度性的問題與治理挑戰逐漸浮出水面,包括政府與地區服務銜接不足、公共服務與地區服務欠缺統一性、現行模式跟不上管治變化與需要等。對此,香港特首李家超先生已充分意識到提升香港基層治理能力的重要性,早在其選舉政綱中李家超就提出,“加強政府與地區各基層組織和團體的聯繫,建立更多的合作渠道,提升地區施政效能,增強基層社會服務供給能力”以及“在十八區成立‘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義工網絡”。2023年5月2日,香港特區政府正式公布完善地區治理的建議方案。傳統上,香港基層治理多依賴民間義工組織自治和區議會議員的基層耕耘。然而,在香港選舉制度完善後,區議員選舉特首和成為立法會議員的通道已堵死,而部分親泛民的民間義工組織與特區政府關係不友好。為此,特區政府有必要協調建制派各黨派,深入扎根基層,依托區議會、義工組織等基層服務組織匯聚和培養愛國愛港管治人才,順暢基層服務人才加入政府委員會、相關咨詢架構等的渠道,壯大基層建設力量。 第三,在保障政府施政和社會穩定條件下,不必過度強化政治、輿論和網絡管控。2019年香港社會動亂嚴重影響香港營商環境,破壞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近幾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香港社會和政治恢復穩定。在社會層面,反中亂港分子受到有力打擊,香港營商環境得以恢復;在政治層面,愛國愛港力量可確定長期主導香港施政,政策穩定性得以保障。在此背景下,外來投資者對香港內部政治社會局勢的主要擔憂,從社會動亂轉向法治化營商環境的疑慮。為此,香港特區政府的強力部門在打擊反中亂港分子過程中,需要注意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應多采取公開起訴-法院判決等法治化程序進行個案處置,避免隨意使用自由裁量權較大的行政權力對特定群體和平台進行大面積封殺;避免強制合法合規運營的在港外資機構做政治表態;加強對之前誤入歧途的本地青年的教育挽救,減小打擊面。總之,以《香港國安法》為準繩,對“港獨”勢力的專政納入法治化軌道,給所有在港市場主體營造穩定而可預期的營商環境。 二、以大灣區四大平台總體方案出台為契機,強化大灣區功能平台產業合作 香港要建設“八大中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特別需要強化“國際創科中心”這一新定位,積極提升自身在大灣區產業分工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相比於新加坡,香港經濟嚴重依賴於服務業,而持續三年的新冠疫情暴露出香港本地生活性服務業過度依賴跨境人流的弱點,以及缺乏以數字形式嵌入大灣區產業集群和全球價值鏈的產業基礎。前特首林鄭月娥在任時提出改組政府架構,將創新及科技局改名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以推動創科應用和智能生產的再工業化政策任務。同時北部都會區的新田科技城也規劃引進更多先進製造業用途,讓智能生產植根香港,建立更完整的創科生態圈。然而,香港背靠珠三角完整的製造業產業集群,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建設、本地產業的規劃,都繞不開與珠三角的產業合作,特別是與前海、河套、南沙、橫琴四大合作平台的產業功能分工。 第一,利用“泛園區”、跨境數字服務貿易模式實現香港與珠三角的產業集群合作。國際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爆發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暴露了香港經濟缺乏自生動力的不足。特區政府推進“再工業化”規劃,又會面對自身土地狹小、要素成本高昂、難以與廣東完整產業集群競爭等劣勢。特區政府一方面需要積極投入資金,提升對基礎科研和技術轉化的支持;另一方面可以與廣東省政府合作探索“泛園區”跨境合作模式,共建大灣區戰略性產業集群,打造戰略性產業跨區域分工鏈條,實現香港適度“再工業化”,推動香港產業轉型與結構調整。具體來說,特區政府可以鼓勵相關創新企業在香港設立研發、營銷和樣品製造平台,以數字技術連接香港遠郊和廣東省的製造基地,形成虛擬產業集群。通過廣泛應用增材製造技術、積極構建共用技術研發平台和展示銷售平台以降低土地占用。以職住合一、複合用途的工業土地規劃解決“棕地”再利用和社區活化問題。將香港的研發、樣品製造、融資、銷售平台功能與廣東的大規模生產能力結合,實現戰略性產業集群跨區域協調發展。同時,生產服務業是香港的優勢所在,但數字化時代香港金融、專業服務、商貿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要與珠三角的製造業產業集群充分對接,需要探索跨境綫上離岸貿易、跨境金融和綫上專業服務等服務貿易新業態新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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