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再議未來20年國際關係發展趨勢

http://www.CRNTT.com   2010-11-08 08:56:26

王逸舟 　　中評社北京11月7日訊／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先生日前撰文《未來20年國際關係發展趨勢及中國的應對》一文後，收到很多讀者的積極反饋。事實上，在王逸舟先生看來，除該文所分析的國際制度存在網絡化、新舊交替矛盾加劇，及軍事優先性下降等三個趨勢之外，未來國際關係的變化還存在其它幾個值得關注的趨勢和脈絡： 技術進步等後發因素重要性上升  　　仔細追蹤不難發現，當代國際關係和國際制度裡一如既往存在著激烈爭奪、“下先手棋”的局面，只是這種較量在不同時期和領域有著不同的方式與表現。這裡只從三個角度略作透視。  　　其一是地緣政治學說的不同階段與特征。近代早期有所謂的“陸權論”；19世紀又有美國海軍軍官馬漢提出的“海權論”。20世紀前半葉，西方一些地緣政治學家通過對飛行器技術改善造成的後果的考察，創立了新的“空權論”(制空權學說)。由此不難發現，21世紀綜合國力競賽，將在更高、更大、更深的地球空間展開，深海、大洋、極地或外空可能體現出傳統領土主權和政府權力的延續與超越。  　　其二是能源開發的不同途徑與思路。儘管工業革命至今，以煤碳、石油、鐵礦石、銅礦石為代表的天然礦石資源，一直是各國發展的主要能源動力，然而新的趨勢已經顯現，從中長期角度觀察，不論大小國家，只要率先掌握高效和便於儲存的可再生能源，就有可能在綜合國力的長期較量中占據有利位置，發揮超出自然幅員和人口規模的國際作用。  　　其三是“熊彼特命題”的啟示。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提出一個重要思想，即：競爭的本質是一種創造性破壞，不論產品的創新、工藝的創新、生產方法的創新或科學技術的創新，乃至社會生產方式的更迭，都是對從前同類的某種打破和推翻，是在此基礎上的超越與再造。熊彼特命題促使人們用全新的角度看待諸如金融危機、經濟蕭條、發展停滯或企業倒閉等等不利現象。也就是說，誰能在當下的問題與矛盾中找到解決它們的突破口，創造性把自己的劣勢、困難轉化為優勢或先機，誰就可能在競賽中後來居上、在新時期立於不敗之地。  　　謀劃新時期的國家大戰略，必須有新的思路與手筆。超出狹隘地域的高邊疆，可再生的新能源，持續而創造性的破壞，便是新世紀的這類制高點。  國際體系分層化、碎片化  　　要考慮國家的中長期戰略規劃，還必須注意到，國際行為體的數目在不斷增多，涉足面在不斷擴大，其影響力在不斷提高。在世界經濟和貿易領域，各種各樣的跨國公司正在改變全球經濟版圖，甚至有意無形中支配、“綁架”一些政府的外交和軍事政策。在社會和生態領域，相當多的非政府、非營利的組織和團體，加入到聯合國為中心的各種重大論壇，在政府間峰會外召開各種“會邊會”，不僅以“打擂台”方式衝擊傳統的國際議事日程，更試圖用行動證明它們的目標並非虛言。 　　在世界軍事和安全領域，儘管各國政府尤其是大國政府仍然壟斷著尖端技術和主要軍備力量，但它們不得不面對越來越多的非政府挑戰者———國際恐怖主義勢力和跨國犯罪勢力試圖掌握更多的財政資金和攻擊手段，改變某些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生態與安全庇護；在全球宗教和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義回歸、反原教旨主義努力相互激烈爭奪，血緣、民族、部落、教派、“文明”的各種認同都在搶占自己的地盤，這些爭鬥中有相當部分跨越了主權國家國界和政府控制範圍，構成未來一段時期國際格局下各國政府不得不順勢而謀的強大潛流。  　　如果說傳統國際體系的行為體是數量有限、行為模式可預期的話，人們現在再也無法對於新的國際體系中的行為體做同樣的判斷：它們的此消彼長速度太快，它們的互動方式太難預測，它們對國際格局的衝擊也變得更加詭異和難於應對。無論如何，它們使得21世紀的國際體系發生著更大更明顯的層化過程，使得看上去曾經相對簡單的國際關係格局呈現日益裂變、碎片化、多元而複雜的局面。這種態勢很難用“好”“壞”的價值判斷，很難用單一的方式應對，但它卻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某種新現實。 　　進入新世紀的國際體系，越來越像一個三維的立體結構：它不光有顯著粗大的國際政治、外交、軍事、安全的傳統架構(第一層面“高階政治”)，還有日益強勁有力的國際經濟、貿易、能源、資源、金融和物流的新型架構(第二層面“低階政治”)，更有不斷崛起、更加活躍的國際社會、文化、宗教、媒體、出版、藝術、教育的新型架構(第三層面“新社會力”)；上面討論的“分層化”和“碎片化”現象，最常見的就是發生在第三層面上，而且由於這些現象的顯化，“國際社會”再也不是一個抽象空洞、無法認知的概念，相反成為任何國家必須考慮和應對的給定環境。  世界格局受民族元素衝擊  　　聯合國誕生至今的60多年歷史，從一個側面提示了世界政治地圖的不斷改變趨勢：建立之初聯合國只有51個主權國家成員；如今，正式成員與正在申請加入它的主權國家總數近200個。這種加速度、跳躍式的增長，不過是當代全球化進程催生和推動下國際體系不斷“層化”的一種表現，是主要由主權國家組成的世界格局在世紀之交受到民族關係“元素化”衝擊的一種結果。  　　近代民族國家體系誕生以來，先後出現了幾次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高潮。最近一次是20世紀90年代的冷戰格局終結，這次進程尚未結束，裂變的潛流還在湧動(如前南地區的科索沃，俄羅斯聯邦內部的車臣、印古什等北高加索地帶)。  　　造成這種不斷裂變、國家數目增多的深層次原因，不僅是某些國家舊時的壓制性政策造成離心傾向，更在於全球範圍民族問題風向標的變化。20世紀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多元民族組成的聯邦政體受到大力推崇，多民族國家被認為具有更大的發展優勢和潛力。這種曾經廣泛持有的認知，包括大量主權國家的政治實踐，在20世紀中後期開始受到質疑，在蘇聯解體後更直接受到抨擊和挑戰。  　　反其道行之的，是民族關係及實踐中的某些原教旨主義滋生、坐大和泛濫，這些原教旨主義形形色色，但共同點之一是強調本民族、部族，甚至教派、血緣、語言、文化傳統的純潔性和高尚性，並且在對比中貶損、降格其它的民族、部族、教派、血緣、語言和文化傳統。這類比較極端的民族主義思潮，在行動綱領層面表現為反對聯邦政體和或任何多元一體式的政治安排，質疑多民族國家體制的優點，力主在更加單一的民族傳統基礎上，建立更加獨立或自治的政治體制和管理方式。不用說，很多國家政府在綜合治理上的失敗，包括壓制性的、不公平的內部民族方針，是這種思潮和政治綱領的催化劑。  　　在世界政治的基本結構、重大潮流和基本符號有利於多民族國家的體系安排時，如20世紀70年代之前，民族分離主義和各種極端主義訴求就處於不活躍狀態；一旦國際氛圍扭轉，譬如大的霸權體系分崩離析，曾經弱小或受壓制的民族(部族)及其政治上的代理人就開始大行其道。而世人在21世紀初見證的，恰恰是一個對多元民族國家體系及思想基石帶來重大挑戰的時期，一個至少還會延續一二十年的複雜過程。  內戰外溢局面可能增多  　　此外，就國際衝突領域而言，冷戰時代形成的國際衝突格局(所謂“大戰不犯、小戰不斷”)並未隨著冷戰結束而中止；由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的角逐和各種國際行為體之間的爭鬥引發的小規模戰爭仍有可能不斷出現，圍繞出海口與水道控制、資源稀缺或糧食短缺、部族積怨及教派矛盾、種族歧視或宗教差異、恐怖主義與核擴散問題等展開的危機可能上升到武力對抗的地步。  　　往中長期展望，世界大國和地區強國之間雖然將盡力避免全面戰爭對抗，但在某些地點和問題上實施“外科手術”打擊、“拔釘子”戰役、“先發制人”攻擊的可能性完全存在，特別是各種矛盾的結合部(要害區位)、在所謂“不同文明圈的分界線”上、在危機可控和代價有限的範圍。  　　從國際戰略設計角度觀察，今後一二十年內，各大國的戰略設計思路也會發生相應調整與改變，即：更加重視消除多樣性的非傳統安全威脅，著力發展各種特種打擊力量和功能性裝備；更加重視危機的預防與管理機制，避免在突發性事件面前手足無措；更加重視對不同國家地區的戰略文化和族群心理的研究，防止類似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出現的“戰場上打贏、戰場外打敗”的尷尬困局。  　　世人見到的是一幅看上去有矛盾、實際是某種新趨勢的畫面：主要大國之間高談國際人類和平、力求全球戰略穩定，甚至大力消減核武、防備戰略誤判，而它們同時在建立自己的多層次、多強度的戰備方案，發展更加迅捷、有效和多功能的武裝力量，並且對中小型的“麻煩製造者”實施不間斷的遏制、制裁和直接打擊。  　　“避免大震動”、“大國不開戰”仿佛成為某種默契，哪怕它們之間有各種太極推手式的暗地較量和神經戰層面的博弈，而局部戰爭手段和各種短促有力的軍事解決方案受到更多重視，大國對中小國家和非國家勢力的武力使用變得簡單易行。當人們說“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主要特點時，主要是指大國之間無戰事、世界大戰可能性近乎消失，而絕非意味任何衝突絕跡和軍事干涉不再的情勢。  　　國際衝突的另一點值得注意的趨勢是，在未來，隨著信息手段穿透力的增強、傳播過程帶來的“放大”或歪曲現象的加劇、以及國際組織和地區性聯盟干預能力的加強，一些傳統上影響空間僅限於本國內部的騷亂與動蕩，越來越有可能受到外部勢力的介入和國際規範的強制，而外部因素又多半有相互對立的多重考慮與干預戰略，從而使內戰外溢、多邊捲入的可能性大大上升。 國家治理能力的要求增高  　　前面討論裡已涉及對各國政府的治理能力的評價，牽扯到新時期國際關係的再認知問題。按照舊時的理解和實踐，一個政府在國內幹得再好，那也僅僅是內政的範疇，它未必獲得高的國際評價與影響力；反過來，一個政府哪怕在國內胡作非為，它(及其獨裁者)也能毫無困難地保留聯合國的席位和各種國際組織的投票權。也就是說，受到霸權時代(包括兩極格局)維護的這種傳統主權及其觀念，與政府責任的履行及國內民權的狀況無涉。  　　時代在變化，國際關係也在進步。現在世界的多數國家和多數公眾，已越來越能感受到上述兩分法的失效。隨著多數國家和整體國際社會的進展，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豈止是不可分割，前者簡直就是後者的放大與延續。一個國家不論採用什麼樣式的體制，重要的是國家當局能否保持經濟和福利的可持續增長，保證政治與社會的建設性穩定，保障人員、物流和資金的公平有效配置；借用眼下中國人常說的一句話，要以“老百姓滿意不滿意”，作為最重要的評價標準。  　　凡是達標的政府，它在國際上說話就硬氣，國家主權和安全就更有可能獲得保障，這種體制的延展力和內外彈性均有可能超常發揮；而那些魚肉百姓且蠻橫無理的政權，哪怕天然資源豐饒、地理位置優越，它對外宣示的信用也會被國際社會打折扣，甚至出現被強制剝奪主權權利(即使是一部分主權)的後果。 　　還必須指出，國際政治並非簡單複制國內政治，前者的複雜博弈和反向作用也在改造、塑造、影響後者的內涵與方向，信息傳播和全球化的其它手段僅僅是使這種過去不那麼凸顯的雙重博弈變得更加有力、快捷、顯化罷了。還是以美國為例：表面看，布什主義直接造成的是美國的國際失敗(公信力大幅下降)；深層次觀測，它也嚴重挫敗了美國的民心與幹勁，制約了美國的硬、軟實力。  　　綜觀當今世界，各國國家體制滿足社會需求的效能及其適應時代變化的能力，決定著各主權國家在全球社會的安身立命狀態，決定著各自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的大小。  再議中國如何應對  　　從全球發展角度測量，國際間流行的所謂“中國力量”或“中國模式”的各種說法，更多不是像國內某些媒體所說的那樣在熱情讚美中國，而是描述一種可畏不可敬，更不令外國公眾向往的低層次發展及笨拙“體態”，主要指著龐大中國經濟的快速粗放擴張，尤其對各種礦石能源和自然資源的全球占有率、低技術含量的大宗商品的全球市場份額、碳排放總量的急劇上升和對全球生態的消極影響，多半是對精致嚴格、創意奇妙、高水準和前沿性等“好詞”的反向解釋。  　　的確，離開中國當代經濟不斷擴大的規模和令人咋舌的發展速度，我們在國際事務中能拿出來的、比較像樣的品牌數量真的很少，由中國人在全球重大方向上直接推出和建制的東西確實無多。  　　單從外交和國際政治講，儘管按中國官方的尺度，中國國內進步早已今非昔比，中國公眾的開放意識和進步需求在不斷提升，但為何外界總是把中國與某些封閉、落後、一成不變的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等量齊觀，為何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不斷地把我們的國際戰略與“資源爭奪型”甚至“資源掠奪型”的西方傳統列強對照，為何國際社會有相當多的朋友總覺得中國與那些麻煩國家、失敗政權或不討民眾喜歡的獨裁者走得太近，為何一些國際組織和機構老在批評中國在提供發展援助和安全援助方面“小氣”、顯得與國力不符？  　　若要改造世界，先要改造自身。適應時代要求和進步標準的國內轉型，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前提。須牢記：當我們反覆強調“發展中國家”的屬性時，並非是為推卸國際責任尋找借口，而是坦承中國目前發展所處的較低水平，包括器物層面的相對粗放、體制層面的相對落後和觀念層面的相對自閉，是為著防止虛驕之氣阻礙高水平的內部革新和外交審慎；不管外界怎麼解讀“發展中”的宣示，中國媒體和公眾要有清醒、準確的自我估計。 　　來源：2010年11月07日08:04南方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