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

中國靠什麼避免危機延續經濟繁榮

http://www.CRNTT.com   2011-11-14 08:10:30

中評社北京11月14日訊／在百年一遇金融危機的狂風驟雨之下，世界經濟似乎中國這邊風景獨好。但也應未雨綢繆：中國怎樣才能盡力保持經濟繁榮的長久穩固？畢竟我們的資源承受力已很脆弱，發展方式還很粗放，經濟結構還遠不能適應現代經濟的要求。 　　上海證券報發表作者葉雷文章表示，雖然我們從社會制度上越過了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穀”，但經濟發展階段上是越不過去的，畢竟“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那麼，“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的密碼是什麼？  　　文章分析，在伯恩斯坦眼中，19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經濟爆炸式增長，財產權、科學理性主義、現代資本市場、交通與通信技術四個因素缺一不可。其中，財產權是最關鍵。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經濟人”天然具有利己本性，只有創新者和商人的勞動成果免遭政府、違法者和壟斷機構隨意征用或侵占，財富的創造也有源源不斷的動力。資本主義以前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實際上就是財產權的普遍缺位，遂使財富創造者沒有持續的動力，財富的增長總走不出波浪起伏的怪圈。 　　歷史上的每次經濟騰飛，都離不開新技術的發明與應用。中國在近代的衰落，正是從新技術發明與使用的衰落開始的，以至於洋務運動時要大喊“師夷長技以制夷”。研究證實，中國古代在很長的時期內技術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但為何技術創新沒有持續呢？按伯恩斯坦的分析邏輯，在西方世界的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之後，人類的技術創新從經驗階段進入了科學階段，而我們直到20世紀初的“五四”時期才開始舉起“科學”的旗幟。 　　關於現代資本市場這一因素的理解，我們很有必要重溫伯恩斯坦對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荷蘭典型案例的分析。荷蘭當時對外投資的金額達到了GDP的兩倍，也有了真正意義的現代投資銀行，推出了海事保險、退休金、年金、期貨、期權、跨國證券上市以及共同基金等金融創新，但因為忽略了科學理性主義推動的技術創新，對金融的系統風險缺乏評估和有效監管，以至於荷蘭的對外投資大多打了水漂，最終還是沒有擺脫沒落的命運。 　　足足有兩個世紀，雅典人擁有著經濟增長的絕佳條件：民主制度、財產權、自由市場以及一個自由的中產階級，可是為何他們在這一時期仍然處於極度貧困之中？基於對這段歷史的考察，伯恩斯坦在其中將交通與通信技術單獨拿出來論述，而不是歸到科學理性主義這一因素中去。這一點，應該格外值得我們警惕。雖然近幾年中國的海、陸、空交通得到了空前發展，但2010年中國物流總費用占了GDP的18%左右，比發達國家高出一倍；中國現代通信技術也得到了極大發展，3G、4G的國標還成了世界標準，但中國的通信成本卻是美國的十幾倍，是韓國的135倍，日本的154倍……這會不會成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呢？

【 第1頁 第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