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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如何測定幸福 | |
http://www.CRNTT.com 2012-11-08 11:38:54 |
與此同時,經濟學和社會學也將幸福納入自己的研究範疇。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提出了一個關於幸福的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在此,幸福和人們的效用是成正比的,和人們的欲望成反比,效用越高,幸福就越高。如果欲望也很強,幸福就會下降。社會學也有一個幸福方程式:滿意度=成就化/期望,幸福跟成就成正比,跟心理的期望成反比。如果期望越高,幸福感則跟著下降。 欲望或者期望,換成經濟學的語言就是需求,而需求的滿足就是效用。所以,效用雖然有特定的經濟學含義,但其滿足的過程從人的主觀感受來說,其實就是一種幸福。人的需求是多種多樣的,效用也多種多樣,在經濟落後的年代,最大的需求恐怕是填飽肚子,解決溫飽問題;而如今物質豐裕,需求也跟著提高,不但要吃飽,還要吃好,這乃是人們為什麼對各種食品安全事故憤怒的原因。 不過,經濟學也提出了一種“幸福悖論”,即人均收入增長與幸福的關聯度不大,換言之,人在滿足基本生存需要後再增加物質財富不能帶來幸福或者“主觀幸福感”的增長。上述心理學的適應效應和比較效應能對此進行解釋,即當人們改善了物質財富等外在的幸福條件以後,開始的興奮與快樂會隨著習以為常而回到原來“平常心”狀態;另外,人們總是向更高水平的人看齊。 由此可見,如果我們要對幸福進行測定,並把它作為政府的政策目標,首先應該滿足社會最大多數人的需求,同時對不同社會收入人群對需求的滿足程度進行計算,以達到政策的精細化。誠然,需求在不同的時候是有變化的,可在一定時段,它也會呈現共通性。就當下而言,最大多數人的最大需求,恐怕還是收入能夠提高,社會基本保障能夠改善,人們居住和生活的環境能夠好一點,各種有毒有害的食品能夠少一點;當然,鑒於“幸福悖論”的存在,在提高多數人收入的同時,還應該對影響社會和諧的分配差距過大現象有所抑制,政府的服務方式能夠更人性化一些,人們的政策參與程度也更提高一些。 事實上,研究機構的調查和測評結果也證實了此點。總之,幸福雖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哲學命題和主觀感受,準確測度是個很大的挑戰,但是,將幸福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和社會發展的重要衡量指標,這背後隱含的意思是,我們不能再僅僅關注經濟的增長,而是切實回歸以人為本的層面,關注民生問題,關注人民的感受。這才是發展的真義。 作者簡介:鄧聿文,和訊網專欄作者,供職於中央黨校學習時報,民革中央社會與法制委員會委員,香港天大研究院特邀研究員、中國問題觀察者,多家報刊專欄作家,知名評論家,《幸福的權利》《中國必須贏》、《中國經濟大突圍》等書作者,主要關注和從事中國社會的轉型與改革研究。 2012年11月06日08:22 來源:和訊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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