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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史影響最深的變革——壬戌學制

http://www.CRNTT.com   2009-01-24 09:06:09

這裏有必要說明一下以廣東提案爲藍本的緣由。按1920年第六届年會議决，廣東省教育會爲此組成了一個陣營龐大的學制系統研究會，由下列人員組成：省教育會正副會長及評議員共30人、小學校以上各校長18人、大學及專門學校畢業曾研究教育者9人、教育行政人員14人，共計71人。幷從中選出40人，按照學制對應學段，“計分初等教育部十人、中等教育部十人、師範教育部十人、高等專門大學部十人”，共4個小組，同時參酌各國學制分部研究。最後將研究結果製成草案，提交省學制大會討論通過。對此1922年《新教育》雜志第4卷第2期《廣東省提出學制系統之經過及其成立》一文有詳細介紹。其程序之民主、組織之合理、研究之詳備、態度之審慎、效果之切實，令筆者折服，足以資今人寫作“調研報告”的範本。故此，廣東草案被作爲討論藍本。  　　繼第七届廣州年會後，各地教育界紛紛開會討論新學制，許多教育雜志還專辟了學制改革研究專號，一時形成舉國上下討論新學制的熱潮。當時的北洋政府教育部迫于形勢，于1922年9月在北京召開“學制會議”，邀請教育專家和各省行政負責人對“新學制草案”進行審訂、修改。  　　正如歷史上所有的改革都不會一帆風順一樣，新學制的誕生一度也有流産的危險。1922年10月11日，即第八届全國教育聯合會濟南會議開始的當天下午，教育部特派員陳容及胡家鳳帶來了教育部學制會議的議决案及教育總長提交學制會議的原案各100份，在開會之前非正式地分給各省代表。由于教育部在提交的原案前面加了一段引子，內中故意回避了廣州會議上通過的《學制系統草案》，引起了許多與會代表的“惡感”。幷且，教育部特派員還在代表教育總長發言時打官腔，希望會議只“悉心討論”教育部提交的學制會議議决案，不要討論廣州會議上通過的《學制系統草案》，這下惹惱了部分代表。于是在第二天的會上發生了這樣一幕——  　　浙江代表許倬雲（筆者注：非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主任之許倬雲）上臺演說：“教育部是什麽東西？配召學制會議？學制會議是一班什麽東西？配定新學制？你們看看這本學制會議的新學制，哪里有什麽革新的意味？全是保留舊制。什麽學制會議？明明是和我們教育會聯合會開玩笑。現在的教育總長和次長是什麽東西？湯爾和和馬叙倫都是我們浙江人。我現在興之所至，且把他們的醜歷史報告給大家聽聽……”于是他在臺上痛駡了湯馬兩人一頓。田中玉（筆者注：當時的山東督軍）和兩位部派員坐在臺上靜聽。  　　這是胡適在1922年《記第八届全國教育聯合會討論新學制之經過》一文中的記載。當時會上空氣一時爲之緊張。北京代表胡適一看情勢不妙，即出面調停。他向聯合會代表陳以利弊，指出教育部和聯合會都可以打官腔，“裝作不知道有學制會議一回事”，“但這樣彼此打官話，終不成事體。我們爲的是要給中華民國制定一個適宜的學制，不是彼此鬧意氣。所以我希望聯合會的同人，……還是老老實實地根據廣州的議案，用學制會議的議决案來，把學制問題做一個結束，呈請教育部頒布施行”。胡適的意見得到了教育部特派員及大部分聯合會代表的贊同。會議遂推定由胡適和北京代表姚金紳執筆起草，兩位部特派員從旁商酌，從下午5點一直至次日淩晨1時，始起草完畢。胡適又于次日謄清，每條下面皆注明所根據的原案，稱爲“審查底案”，提交審查會討論，後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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