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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長江：反思危機不應成為拒絕政改借口

http://www.CRNTT.com   2009-02-25 10:18:57

王長江:主要是做一個區別:遇到問題，是用比較現代的方法來解決呢，還是用傳統的手段，用高度集中、加強行政權力的辦法來解決？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你如果給基層政府收稅、審批的權力，又不讓它尋租，怎麼才能做到？民主的辦法就是大家決定，不讓一個人說了算，限制權力。而我們現在的辦法是，你若亂用了審批權，我就把它收回來，變成到上一級政府去審批。這樣一級一級往上收，那麼上收了的、而且變得越來越大的權力誰來監督？這等於把腐敗的主體向上、向高層轉移了，不但不能解決腐敗問題，反而使腐敗的級別越來越高，數額越來越大。“民主的辦法”是和“集權(或行政)的辦法”相對而言。 　　人物周刊:病根在權力過分集中，鄧小平也早就指出過這個問題，但現在似乎官方更願意提“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而非“讓權力分散”。這是不是某種認識論的轉變？ 　　王長江:其實這些問題都沒有完全弄清楚。權力集中，不在於掌權者該不該有權力，而在於權力的運行過程不科學。有多大權力，就該負多大的責任；權力從哪兒來，就該對誰負責。這些問題沒搞清楚，所以看起來似乎搞民主和保持權力的有效性，永遠處在矛盾之中。 　　比如說，既然權力是人民給予的，那總有一個授予的過程吧，老百姓總不能一點發言權沒有吧，所以這個授予的過程必須有老百姓參與，不能集中了事。 　　一旦完成了授權，就應該讓掌權者有充分自主來使用權力。現在的問題是，該讓老百姓參與的，卻偏偏實行上級任命制；而已經完成的授權，反而又大講民主，讓掌權者無法決策。真正是該民主時不民主，該集中時不集中。回過頭來，又有學者用出現的問題來論證中國不應急於搞民主！ 　　人物周刊:再回到金融危機的話題，有人 說，當前金融危機是西方國家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有人說，這是新自由主義的失敗。 　　王長江:前一段我剛好去美國訪問，聽國外的專家聊起這個問題。實際上，他們就是把調控當作一種手段，左與右沒有固定的分界線，按照需要隨時調整。反倒是我們過於強調概念，把政策意識形態化。 　　我看不出他們有被“社會主義化”的恐慌。至於說有人從這場危機中看出資本主義失敗甚至滅亡，我只能說這是個笑話。 　　人物周刊:您對“麻木症”的症狀描述是，忽然覺得政改沒那麼必要、有迫切性了。 　　王長江:我想說的是，知識界出現的回潮動向，給老百姓造成的感覺是這樣，而且領導人也會看這個動向。如果這種觀感強烈了，領導人會不會也想，那麼政改放一放，我們先對付經濟危機吧！總之，這種動向是有影響和有迷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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