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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小年:陸克文和凱恩斯錯在哪裡?

http://www.CRNTT.com   2009-03-17 09:28:15  


 
  批評大眾會丟失選票,政治家深知這一點,拎出少數“新自由主義者”和金融家痛打,低風險,高收益,順手再牽出凱恩斯主義的對策,政府救市,政府開支,政府監管,如陸克文先生所言,將政府的作用提升到“基礎性的地位”。如此既恢復了大眾的無辜,又讓他們看到未來的希望——如同上帝般的政府,當然,還有領導政府的政治家。凱恩斯主義的流行,與其說給出了醫治經濟蕭條的藥方,不如說它迎合了政治家的需要,使大眾飽受折磨的神經與錢袋得到暫時的安慰。 

  在完成了危機探源方面的大轉換後,陸克文總理接著解釋政府將如何解救被“新自由主義”毀滅了的市場。根據他的設想,政府將承擔四大歷史性的任務:拯救私人金融系統、刺激社會需求、建立全球監管體系以及實現社會公正。 

救世主真的要降臨人間了嗎? 

  麻藥劑還是手術刀? 

  毫無疑問,在危機時刻,政府應動用一切法律賦予的手段,盡快穩定金融市場。需要強調的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必須是臨時的和應急的,而不是長久的和常規的,要防止將救火式的政府干預制度化。政府可以為市場交易提供擔保,改變遊戲規則如限制賣空,向金融機構注資,或者將商業銀行國有化,但在採取這些非常措施之前,政府必須做出明確的承諾,一旦金融系統恢復正常,政府將立即退出市場。這個承諾必須是可信的,也就是公眾能够監督執行的。 

  在這一點上,香港特區政府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作為堪稱典範。為了保衛聯繫匯率制,港府於1998年夏季入市干預,大量購買恒生指數股。在聯繫匯率制的危險解除後,港府成立了盈富基金,將危機期間買入的股票賣給香港公眾,政府退出市場,兌現先前的諾言。 

  令人擔憂的是,陸克文總理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社會民主主義者要“重新塑造一個面向未來的全面哲學框架,它既適應危機時期,也適應繁榮時代”。如果這意味著危機管理變成繁榮時代的常規,政府在危機時期獲得的權力延續到正常狀況下,就將對經濟的效率和社會公正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從哲學上講,陸克文先生的邏輯也不能成立,撲滅澳大利亞山林大火和管理悉尼歌劇院畢竟不是一回事,不可能遵循同樣的原理。現代凱恩斯主義之所以具有迷惑性,原因之一就是用危機來論證常態下政府干預的合理性。

  金融救援的第二個原則是以改革與重組為目標,只有同意和準備進行重組者才能得到政府的救助。世界各國政府在當前的金融救援中,多以維護信心為目的,它們沒有看到,恢復信心的關鍵是恢復微觀經濟單位的財務健康。金融機構必須進行業務、資產和財務的重整,以便盡快降低負債率。同樣,家庭也必須削減消費,增加儲蓄,無力償還按揭貸款者,不得不喪失他們的房屋。資產-負債的調整越早到位,信心就恢復得越快。社會民主主義者沒有勇氣對選民講實話,在許諾迅速復甦的同時,政府花錢緩解民間的眼前困難,刻意營造虛假太平的氛圍,回避痛苦的改革和重組,推遲了復甦所必需的結構調整,延長了經濟衰退期。

  拯救金融體系的第三個原則是被救助者必須分擔救助成本。政府注資商業銀行,原有股東的權益就被稀釋;政府接管金融機構,原來的高管就要下台。對於次級按揭的債務人,他們也應該為自己的決策失誤付出代價,否則將使原本就存在的社會公正性問題變得更為嚴重。次按債務人可以拿到政府的補貼,信譽良好和正常還款的家庭得不到任何幫助,這豈不是變相的獎劣懲優?如果確無還款能力,只能破產,正確的政府救助應該是增加破產後的補助,而不是輸血以阻止破產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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