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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五四”……

http://www.CRNTT.com   2009-04-28 09:03:44

面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胡適立即寫了《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篇長文在《新月》發表，力圖分析國民黨專制獨裁的思想原因。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認為“從新文化運動者的立場”來看，不能不說國民黨的思想是“反動的思想”。因為，“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業就是思想的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我們花了錢買報紙看，卻不准看一點確實的新聞，不准讀一點負責任的評論。一個負責任的學者說幾句負責任的話，討論一個中國國民應該討論的問題，便惹起了五六個省市黨部出來呈請政府通緝他，革掉他的校長，嚴辦他，剝奪他的公權！”“所以在思想言論自由的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他進一步說：“新文化運動的根本意義是承認中國舊文化不適宜於現代的環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但國民黨至今還在那裡高唱‘抵制文化侵略’！還在那裡高談 ‘王道’和‘精神文明’！還在那裡提倡‘國術’和‘打擂台’！祀孔廢止了，但兩個軍人（魯滌平、何鍵）的一道電報便可叫國民政府馬上恢複孔子紀念日。”“所以在對文化問題的態度上，我們也不能不說國民黨是反動的。”他的結論是：“現在國民黨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幹燈草盡之時。”如果國民黨拒不接受批評，仍堅持與新文化運動相反的種種做法，“那麼，我的骨頭燒成灰，將來總有人會替國民黨上‘反動’謚號的。”  　　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及第二年的“一二八”事變，使胡適與許多知識分子認為亡國之禍已迫在眉睫，中國迫切需要團結、需要政府的權威，他們對國民黨的政治態度發生變化，從 “體制外”的尖銳批評者漸漸變為“體制內”的溫和批評者和“建言”者，以國民黨的“諍友”自居，政治立場開始有變。但胡適對國民黨仍時有批評，對新文化運動的觀點仍無變化。  　　1935年5月，他又寫了《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再談五四運動》一文，強調五四精神。他凄然感嘆：“這年頭是‘五四運動’最不時髦的年頭”，因為“五四運動的意義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個人解放，個人解放產出的政治哲學是所謂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而國難當頭，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個性解放、個人主義受到批判和抵制。但胡適認為，新文化運動提倡的是“健全的個人主義”，而“健全的個人主義”有兩個基本點：第一是充分發展個人的才能，第二是要形成自由獨立的人格。他從社會進步、革命成功的角度為新文化運動辯護：“思想的轉變是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條件之下個人不斷地努力的產兒。個人沒有自由，思想又何從轉變，社會又何從進步，革命又何從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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